你或许会想，既然已经陷入这般窘境，我又何妨再猛敲那扇向我关上的门，或者甚至爬上大门，乞求我的女主人原谅。也许我想过这么做，当我站在黑暗的小巷里失魂落魄地哭泣时。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戴安娜投向我的目光，她的眼神中毫无热情和欲望。更糟糕的是，我也看见了她朋友们的表情。经过这样的事情，我怎能再帅气而骄傲地走在她们面前呢？
想到这里，我哭得更凶了，我可以一直坐在门口哭到黎明。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旁边有响动，是泽娜站在那里，双手交叉在胸前，面色苍白。我痛苦得把她都忘了。这时我说：“哦，泽娜！怎么会这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她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像过去的她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把你留在这儿，希望那个女人把你捡回去，然后粗暴地对你。这就是你的报应！”
“哦，她不会来找我了，是不是？”
“是啊，当然不会了。也不会让我回去了。看看你的花言巧语把我们害的！在又黑又冷的一月晚上，连一顶帽子，甚至一条内裤、一条手绢都没有！我真希望我是在监狱里。你让我丢了工作，你让我丢了名誉。你让我丢了七英镑的薪水，我存着去殖民地的——哦！我真是傻了才会让你亲我！你真是个傻子，竟然以为女主人不会发现——哦，我应该打你！”
“那你打我吧！”我哭哭啼啼地喊着，“把我的另一只眼睛也打肿，我欠揍！”但她只是摇了摇头，双臂仍旧紧紧抱在胸前，转移了视线。
我用袖口擦了擦眼泪，想要镇定一点。我穿着安提诺乌斯的衣服离开会客室的时候刚到十二点，现在大概过了半个钟头——这是个可怕的钟点，因为这意味着黎明前还有最长、最冷的几个小时要熬过去。我以最卑微的语气说：“我应该怎么办，泽娜？我应该做什么？”
她的目光越过肩膀看着我说：“我想，你应该去找你的亲戚。你有亲戚吧？或者朋友？”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再次用一只手捂住脸。她转过身来，开始咬嘴唇。“如果你真的一个亲戚朋友都没了，”最后她说，“那我们很像，因为我也一无所有。我的家人因为阿格尼丝还有警察局的事情都抛弃了我。”她盯着我的水手包，用靴子踢了踢说，“你身上一点现金都没有了？这里面是什么？”
“我所有的衣服。”我说，“我来戴安娜家时带的男装。”
“是好衣服吗？”
“以前我觉得是。”我抬起头说，“你是说我们穿上这衣服，装扮成男人？”
她弯下腰，斜视着包说：“我是想把它们卖了。”
“卖了？”卖了我的禁卫军服，还有法兰绒西裤？“我不知道……”
她把手放在嘴边，咬了咬手指说：“你要么把衣服卖了，小姐，要么就去艾奇韦尔路，站在路灯下等着有人施舍给你一个硬币……”
我们把衣服卖了。卖给基尔伯恩路边一个摆货摊卖旧衣服的人。当泽娜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收摊。这个市场开到半夜，但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手推车几乎都空了，街上也都是垃圾，商贩们正在熄灯，把桶里的水倒进下水道。这个男人看到我们过去便说：“你们来得太晚了。不卖了。”但是当泽娜打开水手包，拿出里面的衣服时，他探头看了看，然后闻了闻。“水手服也不值得我拿出来卖，”他一边说一边用双臂摊开那件外套，“不过为了这哔叽我可以留下，还能做一件漂亮的背心。外套和裤子很不错，鞋也是。我出一个基尼跟你们买。”
“一个基尼！”我说。
“今天晚上你们能卖到一个基尼算不错了。”他又闻了闻说，“我敢说它们还是热的。”
“一点也不热，”泽娜说，“但是我们需要基尼。如果你能给我们几件女士内衣和两顶有蝴蝶结的帽子，只给一镑得了。”
他给我们的衬裤和长筒袜都已经老旧发黄，帽子也糟糕得很，而且我们两个还都需要胸罩。但是泽娜对这笔交易好像还挺满意。她把钱装进口袋，领我去了一个卖烤土豆的小摊，我们每人吃了一个土豆，一起喝了一杯茶。这土豆吃起来像泥土一样，茶也只是有点颜色的水。好在小摊上有个火盆，让我们暖和了一会儿。
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被撵出来后，泽娜变了很多。她不再颤抖，而是有了智慧和权威——现在是我在颤抖了。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她也十分自在。曾经我也是这样的，而现在，我想如果她能让我握着她的手，我也可以——然而我只能在她脚边跌跌撞撞地走着，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泽娜？”以及，“哦，泽娜，好冷啊！”甚至是，“泽娜，你觉得她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在费里西蒂？哦，你能相信她真的是把我撵出来了吗？”
“小姐，”她最后对我说，“别怪我不客气，你要是再不闭嘴，我想我真的不得不打你了。”
我说：“我很抱歉，泽娜。”
最后她和一个站在火炉旁边的风尘女子搭上话，听她说这附近有一个寄宿公寓，可以在里面过夜。实际上这个地方糟糕得很，一个房间住女客，另一个房间住男客，睡在里面的人都在咳嗽。我和泽娜躺在一张床上，为了暖和点她还穿着衣服，但是我想到自己的衣服都皱巴巴的，便把它放在床垫下，希望过一夜就能压平。
我们僵直着躺在一张床上，枕着同一个扎人的长枕头，但是她背对着我，眼睛紧闭着。其他房客的咳嗽声，我脸颊的疼痛，我的不堪和惊慌都让我无法入眠。泽娜打了个寒战，我把手放在她身上，她并没有挪开我的手，于是我靠得更紧了。我非常小声地说：“哦，泽娜，想到这一切我就睡不着！”
“那肯定。”
我颤抖着说：“你恨我吗，泽娜？”她没有回答，“我不会怪你的，如果你恨我的话。但是，哦，你知道我有多过意不去吗？”我们旁边那张床上的女人发出了一声尖叫——我想她是个醉鬼——把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我们的脸贴得更近了。她的眼睛仍旧闭着，但我知道她在听。我想到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是怎样与现在不同地躺在一起。在那之后，狼狈不堪便熄灭了我的欲火。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起这事，我想应该由我提起，便轻声说，“哦，如果戴安娜没有发现该多好！在戴安娜来之前，很有意思不是吗？”
她睁开眼睛，悲伤地说：“是很有意思，在被抓住之前，这种事都很有意思。”然后她盯着我，不说话了。
我说：“不要这么难过好吗，泽娜？现在你是我在伦敦认识的唯一一个同类了。既然你也是一个人，我想，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试试？我们可以找个房间，那种寄宿的房子。你可以找个工作，当女裁缝或者打杂，我再买一件西装，等我的脸好了以后——嗯，我知道一两个赚钱的办法。我们一个月就可以赚回你的七英镑。我们很快就可以攒够二十镑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去殖民地了，而我——”我深吸一口气——“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你说他们总会需要房东，他们肯定也需要妓女吧，哪怕是在澳大利亚……”
我小声嘟囔的时候她看着我，然后靠过来亲了我一下，非常轻地点在我的嘴唇上。然后她又转过身去，最后我睡着了。
我醒了以后，天已经亮了。我听到女人们咳嗽和吐痰的声音，她们用低沉而带着怒气的声音讨论着昨晚，以及必须挨过的今天。我闭上眼，用手捂着脸。我不想看她们，也不想看这个我现在必须和她们共享的肮脏世界。我想到了泽娜，以及我对她说过的计划，我想这一定会很难，非常难，但是泽娜会帮我度过最困难的时候。没了泽娜，那可真是太难了……
于是我把手从脸上移开，看着床的另一边，然而床上没有别人。泽娜走了。钱也不见了。她按照佣人的习惯起得很早，并且离开了熟睡的我，让我身无分文。
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大脑一片空白。我已经十分头昏脑涨，不能再更昏，已经够狼狈，无法更不堪了。我从床上起来，把裙子从床垫下拿出来——皱得更厉害了——然后穿上。旁边那张床上的女醉鬼花了半个便士买了一盆温水，站在里面洗了以后，把剩下的水给我，让我擦了擦脸颊上剩余的血迹，梳了梳头发。我在墙上贴着的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脸，我的脸像个放在油灯下的蜡像。当我穿上鞋时，我的脚仿佛尖叫了一声：这双鞋是我当男妓的时候穿的，现在要不是我的脚变大了，就是我已经习惯了软皮子。之前走到基尔伯恩路时我的脚已经磨出了水泡，现在水泡磨破了，长筒袜也磨坏了。
这个寄宿公寓不允许房客逗留到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来了个女人，用一把扫帚把我们撵出去了。我跟着那个女醉鬼走了一段路，当我们在麦达维尔[55]分别的时候，她拿出最小的一卷烟，卷了两根细得跟棉线一样的烟，给了我一根。她说，香烟是治疗瘀青最好的药。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抽得手指都被烫到了，然后我想了想自己的窘境。
我的情况，熟悉得让人觉得荒谬。四年前，当我从斯坦福希尔逃走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寒冷、病态而狼狈。然而，那时候我至少有钱，有漂亮的衣服，有食物，有香烟，虽然不足以让我快乐，也足够我生存一段时间。现在，我一无所有。我饿得头晕眼花，而且宿醉未消。如果我想用一个便士买个鳗鱼卷，就得去乞讨，或者像泽娜建议的那样，到滴着水的墙下去卖身，看看运气如何。乞讨的想法我不能接受——两周前我走在戴安娜身边的时候，那些绅士还在赞叹我那裁剪精良的西装和闪闪发亮的袖扣，现在我又怎能向他们乞讨硬币和同情？想到要卖身给他们中的一个，被当作女孩来对待，就更糟了。
我站起来——一直坐在长椅上太冷了。我想起泽娜昨天晚上说的，我必须去找我的亲友，找一个能收留我的人。我告诉她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但现在我想起来了，毕竟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一试。我并没有想到我在惠特斯特布尔那个真正的家，好像于我而言，我已经永远和他们了断了。相反，我想起一位曾经像母亲一样对我的女士，还有她那对我就像姐妹一样善良的女儿。我想起了米尔恩太太和格蕾西。这一年半以来我都不曾和她们联系。我曾经许诺去看望她们，但是从来没有这个自由。我承诺过给她们寄去我的地址，但是从来没有给她们送去只言片语说我想念她们了，也没有给格蕾西寄过生日贺卡。事实是，从我刚到费里西蒂，度过那陌生的头几天后，我就再也没有想念过她们。但是现在我想起了她们的善良，简直想哭。戴安娜和泽娜都抛弃我了，但是米尔恩太太会收留我的，我敢肯定！
于是我从麦达维尔走到了格林街——我走得像爬一样，痛苦，耻辱，还有箍得紧紧的鞋，让我仿佛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我终于走到那栋房子跟前，它看起来很破旧——我知道会是这样的，当你从一个豪华的地方离开，就会觉得原来住过的地方变差了。房门前没有花了，也没有三条腿的猫，不过此时是冬天，街上寒冷而荒凉。我只能想到自己的窘境，当我按响门铃，并没有人应答，我心想，我就坐在台阶上等着，米尔恩太太从不会出门太久，如果我在寒风里冻僵了，倒是正适合我……但是当我把脸贴在门边的窗户上，看到了客厅的墙，那里原来是格雷西贴的图画，《世界之光》和印度神明，还有别的画，但现在墙上光秃秃的，只留下了图画曾经贴在那里的痕迹。看到这一幕，我颤抖起来。我惊慌地抓住门环开始猛敲，并对着门上的邮件投递口大喊：“米尔恩太太！米尔恩太太！”又喊，“格蕾西！格蕾西！”但是只听到自己的回声，客厅里仍是黑暗一片。然后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喊，是别的住户：“你是在找那个老太太和她女儿吗？她们走了，亲爱的，一个月前就走了！”
我转过身来向上看。有个男人站在阳台上对我说话，并朝着房子点了点头。我痛苦地仰头看着他问，她们去哪儿了？
他耸了耸肩说：“去她姐姐那儿了，据我所知。老太太秋天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她女儿又是个傻子——你知道的吧？她们的亲戚觉得留她们俩在这儿不合适。她们走的时候把家具都搬走了，我猜这栋房子是准备卖了……”他看了看我的脸颊说，“你的黑眼圈真是可爱，”他说得好像我不知道自己有了黑眼圈似的，“就像歌里唱的不是吗？不过你只有一只！”
我瞪了他一眼，他笑起来，我不由得发抖。一个金发小女孩出现在阳台上，站在他旁边，抓着扶手，把脚跷在栏杆上。我问他：“那这位女士住在哪里，她姐姐住在哪里？”他摸了摸耳朵，想了一会儿。
“哦，我确实听说过，但是我忘了……我想是布里斯托，或者是巴斯……”“那就是不在伦敦？”“哦，对，当然不在伦敦了。可能是布莱顿？”我扭过头去，看着米尔恩太太的房子，看着我过去住过的房间的窗户，还有我夏天时喜欢坐在那儿的阳台。当我再次看那个男人的时候，他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微风吹动了她金色的头发，发丝飘在那个男人脸上。这时我想起这两个人了，他们是听曼陀林时拍着手的父亲和女儿，在那个温暖的六月晚上，我遇到戴安娜的那个星期。他们是从老屋搬迁过来的。有着浪漫名字的义工来看过他们。弗洛伦丝！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记得她。我有一年多没想起过她了。
这会儿如果能遇到她该多好啊！她为穷人找房子，或许也能为我找一个。她曾经对我很好，如果我再次出现在她面前，她会不会依然对我好？我想起了她清秀的脸庞和卷曲的头发。我已经失去了戴安娜，失去了泽娜，现在又失去了米尔恩太太和格蕾西。在那个时候，整个伦敦只有她算得上是我的朋友——当时我最想见的就是她。
阳台上的那个男人转过身去。我把他叫回来：“嘿，先生！”我走到他家旁边，盯着他，他和他女儿靠在阳台的扶手上，她看起来就像教堂屋顶上的天使。我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曾经住在这儿，和米尔恩太太一起。我想找个女孩儿，你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她来过你家。她在给你们找到这个公寓的人那里工作。”
他皱了皱眉头：“你说的是一个女孩？”
“一个鬈发的女孩，相貌平平，叫弗洛伦丝。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你知道她工作的福利机构叫什么名字吗？是一位女士经营的，一位看起来非常精明的女士。那位女士演奏曼陀林。”
他皱着眉，挠了挠头，但是最后一个细节让他豁然开朗。“那个，”他说，“对，我想起来了。那个帮她做事的女孩，就是你的好友，对吧？”
我说是的，又补充说：“那个慈善机构呢？你还记得名字吗，还有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
“办公室在哪里，让我想想……我确实去过一次，但是不太确定还能不能记住具体地址了。我记得那个地方，在伊斯灵顿的安吉尔附近。”
“是在萨姆·柯林斯附近？”
“过了萨姆·柯林斯，在北街。还不到邮局那里。左手边有一条小道，在酒吧和裁缝店之间……”
他就想起来这么多，不过已经够了。我向他道谢，他笑了笑。“多么可爱的黑眼圈啊，”他又说了一遍，不过这次是对他女儿说的，“就像歌里唱的，是不是，贝蒂？”
我觉得自己的脚简直像已经走了一个月。我怀疑我的靴子已经磨破到露出袜子，似乎已经露出了脚趾、脚跟和脚踝。但是我没有停下来看看是否如此。风吹得更猛了，尽管才下午两点，天空已经变成了铅灰色。我不确定那个慈善机构几点关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也不知道我到了以后弗洛伦丝会不会在那里。于是我快步走到本顿维尔希尔，我的脚都快像布丁一样稀软了。我想着如果找到她我要怎么向她开口。这真是很难。毕竟我和她不熟，更糟糕的是，我不得不想起，我曾经约过她，却又让她失望了。她究竟能不能想起我呢？在灰暗的格林街，我肯定她会想起来的。但是我迈出灼痛的脚每走一步，就越不确定了。
我没用太久就找到了那个办公室。那个男人的记性不错，北街自他上一次去过后似乎没怎么变，酒吧和裁缝店都和他描述的一样，在街的左手边，刚过音乐厅。它们之间有三四个门，通向房间还有上面的办公室，其中一个门上钉着一个搪瓷的小门牌，上面写着：庞瑟比慈善房屋，经营人：J.A.D.德比小姐。我清楚地记得那位演奏曼陀林的女士就叫这个名字。在门牌下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被雨水淋得褪了色，上面有个箭头，指向门边的一个拉铃。“请拉门铃并进入”，上面写着。于是，我有些瑟缩地拉门铃进去了。
门廊狭长而阴郁，通向一扇窗户，面朝着砖墙和渗水的排水管。除了沿着裸露的阶梯往上走，没有别的通道。扶手非常黏，但我抓住它往上爬。我爬了不到三四个阶梯，楼上的一扇门就打开了，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好听的女声说：“楼下的人你好！楼梯很陡，不过值得上来！你需要灯光吗？”
我说不用，然后快速爬上去。走到顶楼，我有点喘不过气了。我被这位女士领到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个柜子，还有几把不配套的椅子。当她请我坐下，我便坐下，她自己坐在办公桌的一角，双手交叠在胸前。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打字机的声音。
“嗯，”她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说，你的眼睛是怎么了！”我像男人一样摘了帽子，她端详着我的脸颊，又更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受伤的额头，我十分笨拙地摆弄着帽子上的丝带。她说，“你预约了吗？”我说我不是来找房子的，我来找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应该说是个女人。她叫弗洛伦丝，在这儿做慈善工作。”
她皱了皱眉头。“弗洛伦丝，”她说，“你确定？这里只有德比小姐，我，还有另一位女士。”“德比小姐，”我语速很快地说，“认识我要找的人。她肯定在这里工作过，因为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说……”
“她说什么？”这位女士更加谨慎地问——因为我突然又不说了，我的手从肿胀的脸颊上滑落下来。我在心里绝望、痛苦而生气地咒骂着。
“她说她就要离职了，”我说，“搬去别的地方。我真是个傻瓜，现在才想起来！也就是说，弗洛伦丝有一年半都不在这里上班了！”
这位女士点了点头。“啊，你看嘛，那是我来之前了。不过，就像你说的，德比小姐一定记得她。”至少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抬起头说：“那么，我可以见她吗？”
“可以，但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恐怕她周五之前都不在这里。”
“周五！”那真是糟透了，“但是我今天必须见到弗洛伦丝。必须见到她！你们肯定有个名单，或者手册，写了她去哪儿了。肯定有人知道！”
这位女士似乎很惊讶。“嗯，”她慢慢地说，“可能我们有吧，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信息给陌生人，你能理解吧。”她想了想说，“你能给她写一封信吗，让我们转交给她……”我摇了摇头，感觉眼睛开始疼了。她一定是看到了，并且误会了，于是非常温柔地说，“啊，可能你不太会写字？”
为了听到一句善意的话，我可以承认任何事情。我又摇摇头说：“嗯，不太会。”
她沉默了一会儿，或许在想，如果我连读写都不会，我的请求应该没什么不良意图。无论如何，最后她站起来说：“等一下。”于是离开了这个屋子，穿过大厅，进了另一个房间。打字机的声音更大了，然后停了。我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伴随着纸张翻动的声音，最后是打开抽屉的声音。
那位女士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看上去是个信封。“有了！德比小姐的办公系统真是不错，我们找到你的弗洛伦丝了——嗯，至少，是个叫弗洛伦丝的人，她是在我和本尼特小姐来之前走的，1892年在这里。不过，”她的表情变得严肃了，“我们觉得不能把她的住址给你。她去一个孤女收容所工作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叫作弗里曼特尔之家，在斯特拉特福德路。”孤女收容所！这个想法让我颤抖起来，感觉十分虚弱。“那肯定是她了。”我说，“但是，斯特拉特福德？这么远？”我挪动了一下凳子下的脚，感觉鞋子在磨着流血的脚跟。我的靴子上沾了一层泥，裙子边上好几寸都弄脏了。雨水敲打在窗户上。“斯特拉特福德。”我重复着，那位女士见我如此痛苦，便靠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你有车钱吗？”她温柔地问。我摇了摇头，“我所有的钱都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用一只手捂住眼睛，虚弱地靠在办公桌上。这时我看到了桌子上放的东西。是那封信。这位女士把信封朝上放着，以为我不识字。信非常简短，有弗洛伦丝的亲笔签名：弗洛伦丝·班纳，我看到她的全名了，这封信是写给德比小姐的，“请收下我的辞呈……”我没有读下去，因为我看到信的右上角有一个日期，还有地址，很显然不是弗里曼特尔的地址，而是她们不想告诉我的家庭地址。上面有个数字，还有个街名：伦敦东区，贝斯纳尔格林区奎尔特街。我立刻就记住了。
这位女士还在好心地说着些什么，我没有听进去，但是此刻我抬起头，看到了她的动作。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了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她说：“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做，不过我看你也累坏了。你从这儿坐车到奥尔德盖特，应该能在那里转车到斯特拉特福德的麦尔安德路。”她伸出手，里面有三便士，“或许还能在路上买杯茶喝。”
我接过了硬币，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这时我旁边的铃响了，我们都吓了一跳。她立刻看了看墙上的钟表说，“我今天的最后一个客人。”
我领会了她的意思，起身拿起了我的帽子。楼下的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还有楼梯的咯吱声。她把我送到门口，对访客喊道：“上来吧，没错。楼梯比较陡，不过值得上来……”黑暗中走出了一个年轻男人，后面跟着一个女人。他们的皮肤都很黑——我猜可能是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看起来非常穷苦。我们都在办公室的门口站着，尴尬地微笑着。最后那对青年夫妇进去了，我一个人站在楼梯口。
那位女士抬起头，与我目光相接。
“祝你好运！”她有些心不在焉地朝我喊道，“希望你能找到你的朋友。”
既然我完全不打算去斯特拉特福德，我也没有照那位女士说的去坐车。我在大街上一个撑着小棚子的小摊上买了一杯茶，喝完茶，还杯子的时候问道：“去贝斯纳尔格林怎么走？”
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步行去过比克拉肯威尔更往东的地方。此刻我一瘸一拐地在城市路上朝老街走去，又感觉到一种新的紧张。在我待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天色渐暗，变得潮湿多雾起来。路上的街灯都点亮了，每一辆马车上都点起了灯。城市路不像苏荷区那样是一排一排的万家灯火，而是每走十步才有一盏不甚明亮的煤气灯，大概有二十几盏灯闪烁在阴暗中。
老街上稍微明亮一点，因为这条街上有办公室、拥挤的车站和商店。然而当我走到哈克尼路的时候，街上似乎又变得黑暗了，我周围也变得更加破败。安吉尔的十字路口倒是比较体面，但是这里的路上都是粪便，每一辆车经过的时候都甩我一身。路上的行人也更穷困一些，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阶级，男男女女穿戴着和我身上一样暗淡褪色的外套和帽子。他们的西装不仅肮脏，还很破旧。他们穿着靴子，但是没有长袜。男人们的领口是围脖，而不是领子，头上戴的是便帽，而不是礼帽。女人们披着方巾，女孩们穿着脏围裙，或者连围裙都没有。每个人身上似乎都背着什么，有篮子、包袱，还有孩子。雨下得更大了。
安吉尔卖茶的女孩告诉我走到哥伦比亚市场，我在哈克尼路上走着，发现自己突然来到了一个被阴影笼罩的大院子边上。巨大的花岗岩大厅、塔楼和彩色玻璃窗格就像哥特式教堂一样，黑暗而安静。有几个看起来十分粗俗的人拿着烟和酒，懒懒地站在拱门那里，搓着手取暖。
突然，塔楼里传来的一阵轰鸣，吓了我一跳。繁复的钟声就像这个巨大的废弃市场一样恼人而无用。钟声告诉我，已经四点一刻了。现在去弗洛伦丝家还太早，如果她全天都上班的话。于是我在市场一个能稍微挡风遮雨的拱门那里又待了一个小时。钟声敲响五点半的时候，我走进院子，环顾四周。此刻我几乎快失去知觉了。旁边有个小女孩，脖子上挂了一大个篮子，里面是一把把水芹。我走过去问她到奎尔特街还有多远。因为她看起来又湿又冷又悲伤，也因为我觉得不能空着手出现在弗洛伦丝家门口，于是我买了她最大的一把水芹，花了半个便士铜币。
我僵硬的胳膊笨拙地抱着水芹，慢慢走在我要去的街上，很快就在路的尽头看到了一排宽阔的联排房屋，都是低矮的平房——不能算脏乱，但也不怎么精神，有的街灯玻璃都碎了，或者整个玻璃都没了，街上到处都堆着破旧的家具，还有一堆一堆小说中会委婉称之为灰烬的东西。我看了看身边那扇门的号码：一号。我慢慢地在街上走。五号……九号……十一号……我觉得越来越虚弱了……十五号……十七号……十九号……
我停下来了，因为看到了我要找的房子。窗帘拉着，透着油灯的光芒。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恐惧得难受起来。我把手放在墙上，想要站稳，有个男孩从我身边走过，吹着口哨，还对我眨眼，我猜他以为我喝醉了。他走后，我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周围不熟悉的房子。我又想起自己去格林街的目的，如果说我在那里给人感觉很疯狂，现在的一幕则像是喜剧一般滑稽——我要是告诉弗洛伦丝，她一定会对我笑出声来。
但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也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于是我走到亮着灯的窗边，又走到门口，敲了门等着。那天我仿佛踏过了一千个门槛，而每个人都残忍地拒绝了我。如果我在这里听不到一句友好的话，我想我就要死了。
最终，我听到了说话声和脚步声，门开了，弗洛伦丝站在那里，就像我上次见到她时那样，她在灯光下看着黑暗处，发丝边缘有一圈光晕。我叹了口气，一阵颤抖，然后我看到她的嘴唇动了动，手里还抱着什么。是个婴儿。我越过婴儿往屋子里看，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男人，坐在燃烧的火炉前面，目光从膝上的报纸转向我，透露出温和的疑问。
我又把目光移回弗洛伦丝身上。
“你是？”她说。我看出她根本不记得我了。她不记得我了，更糟的是，她有丈夫了，还有了个孩子。
我想我无法承受这一切。我头昏脑涨，闭上了眼睛，昏倒在她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