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四日，在沈阳铁路局和锦州铁路局检查工作。五日，由锦州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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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早，动身赴广州，彭敏和苏联专家西林同车赴汉口。
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与彭敏、汪菊潜、西林等一道察看已基本完工的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当夜启程继续南行。
九月十二日，到达广州。十三日，上午察看洋灰轨枕和修整枕木情况；下午察看广州北站、机务段、工区等处。十五日，在路局召开审查一九五六年决算座谈会。十六日，召开决算审查会，并作结论。
九月十七日，动身赴上海。十九日上午到达上海，在列车上与上海局负责人谈分局体制、养路工定员和修整枕木问题。下午乘车继续北行。
九月二十日，到达济南。在车上与济南局负责人谈分局体制、工务定员、保养枕木等问题。当晚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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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日上午，离京赴鹰厦线检查工作，同行有武竞天和部内各局干部。经郑州、武汉、株洲、湘潭、南昌，于二十三日晚到达鹰潭。途中，察看湘潭湘江大桥、南昌分局赣江大桥所选线路、牛行车站等处情况。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在鹰潭察看新站场、车辆段、机务折返段等处情况；中午由鹰潭出发，经邵武、来舟、永安、郭坑、潭州，于二十八日到达厦门。沿途察看线路，看了大小乐山山洞、永安大桥、皇渡大桥、郭坑车站等处，以及各地的机务段、电务段和员工住宅等。
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日，在厦门，听取汇报，讨论对鹰厦线的总结，并在武竞天向交接统收双方干部作总结发言后，发表了几点原则性意见。
十二月三日上午，由厦门动身去福州。在福州期间，察看了南平——福州线路。
十二月十一日，动身经上饶、杭州去宁波。十二—十三日，在宁波，察看馀姚江大桥、奉化江桥、白沙临时客货车站、庄桥车站员工住宅。当夜，由宁波到达上海。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听取上海局关于修整枕木和取消分局的汇报；下午去真各——南翔间察看修补枕木作业情况。十五日上午，到上海机务段等处察看。当日中午启程，经南京、济南，于十六日下午回到北京。途中，听到南京分局和济南分局负责人关于撤消分局、整治枕木等的工作汇报。
我坚持挤时间去外地察看，不仅一九五七年如此，在我负责铁道部工作期间，年年如此。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可以一竿子插到底，避免中间堵塞，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对问题作出比较准确、及时的判断和处理，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带动机关干部改进作风。
四邓小平直接抓铁路
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在探索中前进。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探索。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处处放“卫星”，天天都有高产捷报。“共产风”和浮夸风泛滥起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了，仿佛即将进入共产主义。
铁道部领导层也有些欠冷静了。最初提出计划在“二五”期间修建新铁路二万公里，“三五”和“四五”期间各修建新铁路三万公里，十五年内共修建新铁路八万公里。不久，又修订原有计划，提出今后十五年内共修建新铁路十二万公里。这样过高的指标，当然不可能实现。时至今日，这个计划也仍未完成。
不久，毛主席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和毛主席有过这样两段对话。
一九五八年，在去天津的火车上。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常借外出之机，在列车上找我谈工作。毛主席直截了当地问我：“你那个两万公里铁路修得了吗?是不是把人家地方修的也算在你的账上?”
“没问题。”我很有把握地回答。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看能修成五千公里就不错了。”
我没有再说话。
后来事实上也只修成五千多公里铁路。虽然当时高指标喊得震天响，但毛主席还是心中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