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在北京。毛主席把我和其他几个部的部长找去。我汇报铁路工作，提出要“大办铁路”。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调子也很高。
毛主席听完部长们的汇报以后说：“你们提出要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你们的愿望是好的。照我看，都要大办，结果都是小办。”
他提出，要压缩空气。显然，这是毛主席经过一番冷静思考后讲的话。
对此，我们起初领会不深，思想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我对毛主席关于“要压缩空气”的指示有一个认识过程。那时人们大多有一个误解，以为“左”比右好。其实“左”倾和右倾都不好。一九五六年三月曾听毛主席讲过：“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以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于是，我就对铁道部的局长们说：“领导干部的头脑要有热有冷。领导是发动机，内燃机都有冷却装置，有了冷却装置才能正常运转。主席叫我们领导干部的脑子要有冷有热，冷热结合。群众冷，领导要鼓劲；群众热，领导要冷些，压缩一点空气。”
这就是冷和热的辩证法。
下面的群众已经热起来，甚至过了头；上面的领导就要冷静，要压缩空气。但是，当时已经极度膨胀的空气很难压缩下来，铁道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只能在曲折中前进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滕代远同志病休。从此时起到一九六五年初我被正式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前，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铁道部的领导工作，基本上是我以代行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名义来主持的。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大跃进”中的问题陆续暴露了出来。由于盲目下放权力，废除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在铁路的某些地区，出现了治安秩序混乱、事故增多、线路和车辆遭到破坏、领导涣散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总理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提出铁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总书记邓小平直接抓铁路。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志找我研究如何整顿铁路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铁道部要成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问我：“政治部多久搞起来?”
“一个月左右。”我答道。
“不行。”邓小平同志摆摆手，“三天之内就要成立，挂上牌子，你兼任政治部主任。”
我很熟悉邓小平同志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我和他相识于烽火燃烧的抗日战场，当时我在冀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在冀南。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我率部突围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派一二九师新三旅接应过我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发言。他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是：“一切按辩证法办事。”毛主席很赞赏这句话，在会上几次提到。这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是立即执行。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召开铁道部党组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下午，我接着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布置下去，分别限期完成。
一月二十六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简要报告铁道部党组关于在三天之内成立政治部和整顿铁路工作的多项决定。主要内容有：整顿铁路运行秩序，一季度好转过关，二季度巩固提高；部局政治部和局(厂)政治委员名单于二十七日(即三天内)提出报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搭起架子，并立即开始工作；重新建立机车包乘制、机车车辆验收制、经济核算制；整顿五个省的铁路沿线治安秩序，已派出五个组的人员，随公安部一同出发，等等，并请邓小平同志在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会议的中心是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现在铁路运输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有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规定，或者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