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队伍正在集结过程中，毛主席就急切地询问我们：
“人上去没有?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没有?”
“人上了那么多，吃得上吃不上饭?”
关怀备至之情，溢于言表。
计委、经委，李富春、薄一波同志都亲自管，中央各部也都动员起来了。中央还成立了支援小组，由谷牧同志负责。
军委大力支持，罗瑞卿总参谋长说：“全权交给你们，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在施工过程中，朱德、贺龙、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还亲自到现场检查工作。
西南地区各级负责人更不用说了。李井泉同志和西南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亲自去现场，专员、县长也去。李井泉同志很早就有决心，只要修铁路，什么都拿出来。贵州的周林同志也是如此。贵州不像四川那样富，比较穷，但是要啥给啥。
西南修铁路，全国开绿灯。
这三四个月，我行程几万里，见闻颇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率领中国铁路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在那里举行的铁路合作组织第九届铁道部长会议。出国去莫斯科以前，我就已知道要修西南铁路。从莫斯科回来，就到西昌，然后到北戴河开会、受命，再从北京回到成都，从成都沿川黔线而下，最后到达安顺。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工地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在西南修铁路，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今天终于盼来了这样的大好形势。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以攀枝花为中心建设三线的任务，经过七、八、九这三个月，一步比一步紧，一步比一步明确。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以及解决困难、完成任务的方针和措施也正在一步比一步地明确起来。
这次来安顺的路上，又和彭敏一道重点察看了川黔线(重庆到贵阳)沿线工程施工布置情况。在安顺，召开工地指挥部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之后，又和彭敏一道到昆明，继续重点察看成昆线沿线的设计施工布置情况。
深入实地，情况明，决心大。困难确实不小。修路队伍进入工地，首先遇到的就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在全国修路的自然特点，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华北、东北平原地带；西北沙漠地带缺水；西南山高水深。“山高水深”有着丰富的内涵。山有多少，又有多高?水有多少，又有多深?非身临其境者所能想象。越西地带，南边大渡河，北边金沙江，形势险要，历史上经过四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诸葛亮，第二次石达开，都失败了；第三次红军长征，胜利通过；最后一次是进军西南，解放了。这个地方山高水急，风雨云雾挽成一团，汽车爬不动，人有点坐飞机的味道，山水人田一般高。
西南地区地形险恶，地质复杂，气候多变。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的地形很险恶。高山大河，狭谷急流，“鸟道难通，猴子无路”。人们说是“上有一线青天，下无立锥之地”。大河有乌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铁路要三十七跨龙川江，七跨安宁河，十三跨牛日河，都是要修大桥才能过去。过山要穿洞，成昆线就有三百零五公里隧道，上百公里桥梁。除去两头和中间一点平地，基本上是桥隧相连。
地质更复杂。地质学家说是处在喜马拉雅运动范围的。山地崩塌以后又出现地震。溶洞暗河多得很。在水城，有些北方去的工人、战士说：“好个大西南，到处是高山，天天下大雨，吃水真困难。”水城无水，没水吃。好容易在水城碰上二十多公里的平地，可是到处是地下水，是软土路基，有九十多处病害工点。成昆线的“龙街粉砂”有五十多公里。这种砂子细得很，地质学家说既不能挖，也不能作填料，又不能打洞。此外，还有瓦斯岩爆，泥石流，地震区，元谋组，还有含盐、含硝、含硫酸根等侵蚀性岩层，应有尽有，称得上是一座“地质博览馆”。
气候变化大。有的地方长年阴雨，云雾弥漫，梅花山一带就是这样。天天下雨，但没水吃，光水管就接了二百多公里。那地方只有一条可渡河。可渡河不可渡，安宁河不安宁。也有的地方“山上白雪皑皑，山腰细雨绵绵，山下烈日炎炎”。公路是从陡壁上凿开的，像栈道一样，上边高峰插云，下边是万丈深渊。这给设计、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想从上海修一条经过重庆、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看了看，放弃了计划，说根本修不了。苏联专家看了后也说修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