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与曾国藩、李鸿章相善。
但马新贻比曾国藩、李鸿章更聪明，此人从来不挑头做事，是永远的追随者。曾国藩这边辛苦耕耘，马新贻是当仁不让的收获者。曾国藩是开新局之人，马新贻是坐享其成之人。想当初，曾国藩拼了老命，费尽了心机，才把两江总督这个官位搞到手。而马新贻，他不显山不露水，始终跟在曾国藩屁股后面摘桃子，是当时名臣，却从未受到朝政攻讦。
马新贻是官场令人羡慕的典范，却不幸栽在犯罪界人士手中。
这名犯罪界人士，叫张文祥。
张文祥是个不成功的小商人，他投奔了洪秀全的太平军，进去后发现不对劲，急忙又跳槽到了湘军这边。洪秀全被平灭后，他光荣复员转业，回家却发现老婆被人拐走了。那年月没有保护军婚这一说，士兵上前线，老婆丢在家里，谁想拐就拐。拐走张文祥老婆的男人，叫吴柄燮。张文祥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就找官府打官司，把老婆要了回来。
老婆归来，却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开端。她回来之后，趁老公不注意，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席卷一空，跟情夫吴柄燮逃之夭夭了。
张文祥怒不可遏，就决定杀掉两江总督马新贻，以报拐妻之仇。
那么，拐走老婆的男人是吴柄燮，可张文祥却要杀马新贻，莫非这马新贻与吴柄燮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也没有！
须知，我们称张文祥为犯罪界人士，那是因为犯罪界人士和正常人的思维是有距离的。在正常人看来，冤有头，债有主，谁拐我老婆，我找谁算账，但犯罪界人士不这么认为。
所谓犯罪界人士，思维是极其诡异的，特点就是模糊性、分辨率低——简单说来就是，犯罪界人士是无法区分不同人的。虽然拐走老婆的是吴柄燮，但恰好张文祥脑子里还有一个马新贻，他没有能力把马新贻和吴柄燮区分开，老觉得这俩人是一回事。所以，吴柄燮把自己老婆拐走了，那就去找马新贻算账，这没什么不对。
但在曾国藩时代，人们对犯罪思维还缺乏认知。尤其是马新贻，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人会把老婆被拐的账算到他头上。结果有一天，他在监督武生考试之后，返回两江总督衙门，途中遇到张文祥。张文祥高声喊冤，凑近马新贻，随后一刀杀之。
老婆被人拐走了，却不惜犯险来杀与此不搭界的另一个人。这事慈禧太后说什么也无法理解，所以她问曾国藩：“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回答：“当然奇，这事不奇，世上就没正常事了。”
虽然口中说甚奇，但曾国藩的心里应该是一点也不以之为奇的。现在的曾国藩已经是成了精的老狐狸，对人心人性，洞若观火。尤以他统率湘军，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作战时期，更是高频率地与犯罪界人士打交道，见惯了如张文祥这类是非分不清，恩怨弄不明，连具体人谁是谁都搞不明白的糊涂虫。
而曾国藩能够建功立业，史论皆称其人有大智慧。但智慧再大，又能有多大？只要稍微明白那么一点点事理，与脑子糊涂人士拉开距离，这辈子就足够混的了。
所以曾国藩摇摇摆摆，返回来处理马新贻被刺案件。他到的时候，地方官已经把案子审理得七七八八，诸多细节都已经查问清楚。张文祥其人，确系脑子成问题，他的老婆被吴柄燮拐走了，他不说去找吴柄燮算账，又或是向官府告发吴柄燮，却把账算到两江总督马新贻身上。如果马新贻死后有知，必然会感叹躺着也挨刀。
但张文祥刺马，还有几个具体而微的小细节。他的老婆第二次逃跑之后，他就开了家黑店，专门经营黑道上的生意，可是被马新贻扫黄打黑，给取缔了，这等于是断人活路，所以张文祥要杀马新贻，动机也是合乎情理的。
而张文祥之所以敢于动手，是因为被黑道上的兄弟们给忽悠了。两江黑道，被马新贻压制得抬不起头来，道上兄弟发现张文祥这厮脑筋不够用，就来忽悠他充当人体炸弹，去刺杀马新贻出风头。像张文祥这种人，虽然智商极低，但对于出风头的事，却是渴望之极，只要能够出风头，杀了他爹他都不会犹豫。所以听了江湖道上坏兄弟们的撺掇，果然就出手了。
这就是张文祥刺马的史实经过，但这个史实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否决。
尽管曾国藩这里有关此案的人证物证齐全，但再全也禁不住人民群众的逻辑推理。大家一听曾国藩解释此案，啥？张文祥的老婆被谁拐走了？不是马新贻吗？啥？谁叫吴柄燮？胡扯！如果是吴柄燮拐走了张文祥的老婆，那张文祥怎么不说去找吴柄燮算账，却来找马新贻呢？
这不合逻辑！
饶是人民群众智慧无穷，却不晓得犯罪界人士的思维逻辑跟正常人并不在一个频道上。大家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解读张文祥，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
无法解释，此案必有猫腻！
什么猫腻呢？这就只能靠广大人民群众脑补了，也就是自行添加细节，让整个事件正常化、合理化。
正常化后的新版本，有不止一个，但最流行的，是马新贻杀友霸妻事件。该版本解释说，马新贻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当年他手下有几名兄弟，张文祥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个兄弟，妻子美貌无比。马新贻觊觎之，杀友夺妻。张文祥怒不可遏，遂杀马新贻为友报仇。
此版本应该是一夜之间就走红大江南北。因为曾国藩刚刚断案而后，就惊讶地在戏台上看到了这个版本的全场演出。当时曾国藩好不惊讶，郁闷地把这事写在日记里：
同治十年三月初五日，闻近日有编造戏文讥讽马帅者
早饭后清理文件。改信稿二件。见客二次，衙门期也。旋围棋二局。核批稿各簿。中饭后阅本日文件。庞省三来一谈，言前年在马谷山厅上同坐，忽梁上落下一大蛇，长约四尺许，似亦不祥。又言近日有编造戏文讥讽马帅者。
曾国藩无法想象的是，此后戏台上由人民群众脑补而后的刺马新版本，就取代了真正的历史。到了近时，还有部电影《投名状》上演，依然是以戏台版本为草稿，把张文祥等人智慧化、武侠化，再次感动了不知几多脑残人士。
没办法，真正的历史是人性化的。人性这东西是不可测、非逻辑的。如果把张文祥的真实际遇拍成电影，会把正常人类看得疯掉。而许多人为了维持大脑的正常运转，就必须保持其逻辑的正常状态，这就无可奈何地偏离了人性，也偏离了曾国藩的智者之路。
除了张文祥刺马诡案之外，曾国藩在他的晚年还遭遇了另一桩人性化的奇案：
陈大帅之肥猪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