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蒋介石已经六十八岁，越来越像是“圣哲之君”。对美国的保护有信心，经国又替他管事，他可以怡然自得地维持着令人敬畏的领导人形象，比起往常更发展出定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黎明即起，静思、运动，与夫人做完早祷之后，就吃稀饭，配酱菜，还喝一杯冷水，然后批阅经国呈送上来的公文。他每天的其他例行项目——独自沉思，散步三次，读中国古书、新儒家文章和《荒漠甘泉》，认真写日记——都凸显出他已经不太管日常事务。20世纪50年代追随蒋经国工作的一位陆军将领说，即使刚到台湾不久这段时间，蒋介石已经活在“象牙塔”里，与外界隔绝。蒋介石做所有的“重大决定”，但是越来越依赖儿子做他的左右手及耳目。
蒋经国也有一套定型的生活习惯。黎明起身，运动之后冲凉。副官在上午6点半就送来一大堆公文，黄色卷宗代表例行事务，红色卷宗则代表紧急事项。看完公文之后，他自己到厨房吃一顿跟他父亲一样简单的早餐。接着他挑出一些公文去见父亲，每件公文他都做笔记和建议处理方式。
1954年美军顾问团派驻在“总政战部”的政治顾问巴博中校（Charles H. Barber），在过去两年半里和经国时常接触。巴博报告说，经国在处理人事问题上铁面无私，不讲人情，也不考虑谁会受到伤害；可是在其他方面，经国的和蔼可亲、不傲慢自大，却让批评者失去敌意。“许多人在社交场合跟他初次见面后，对他先前的外貌、性格的观感全部改了。”
《美国新闻暨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周刊特派员马丁（Robert Martin）自从大陆时期就认识蒋经国，前来台北采访，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两度私底下共餐。马丁对他佩服得不得了，这样一个拥有“赤裸裸大权”，被“政客”与部分将领仇恨的人，竟敢轻车简从，不带保镖到处走动、进出餐厅，而且“不矫揉造作，简朴、客气”，没有“国民党高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马丁印象最深刻的是经国具有“深入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蔑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专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内心发出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个淳朴的人，也能够放轻松，享受一下。”
不过马丁后来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讲话时，又补充一句：“别忘了，他是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到过经国家做客的访宾，都很惊讶他在长安东路的住所家具陈设朴素，看不出官宦人家的习气。除了一排电话以外，根本没有迹象显示这是岛上第二位最有权势者的住家。经国在家里招待外国访客时，通常换上中国式长衫，而且亲自端菜。美国学者、作家艾伦·怀汀（Allen Whiting）记得，蒋经国在谈到自己学英语发生的糗事或是儿子们穿着牛仔装满屋子乱跑嬉闹的故事时，黝黑的圆脸冒出笑容的模样。蒋经国爱看电影，喜欢玛丽莲·梦露。晚饭后，蒋家人往往挤进吉普车跑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他们跟大家一样排队买票，然后在拥挤甚至有时还有臭味的电影院里找位子坐下。
蒋经国即使在家，也经常忙着公事，虽然和儿子们玩在一起，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个严父。他对儿子们期许很高，他们很怕达不到他的期许。孝勇记得小时候对父亲“敬畏得不得了”。孝文、孝武很聪明，据蒋家朋友说，“被宠坏了”，方良若是告诉经国他们怎么调皮、不听话，经国就会修理他们。经国希望儿子中至少有一人进军校。孝文遵从父亲的愿望，1955年进入陆军官校。然而到了三年级，孝文声称受不了身为“总统”长孙在同学侪辈中受到的压力，希望退学。经国动用他在美国军方的关系，让孙立人的母校弗吉尼亚军校接受孝文。可是尽管经过一番恶补，孝文的英文达不到美国的大学程度，八个星期之后，他颓然退训。
蒋经国和美国人打交道时，相当倚重《英文中国日报》发行人魏景蒙。魏景蒙有时候替经国当翻译，是他的“老友记”、酒伴。有些美国官员形容魏是“帮衬人物”、“弄臣”。经国与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王新衡交往密切，二儿子孝武还拜王为干爹。可是当台湾水泥公司推选王新衡担任董事长，经国对一位助理说，他不能有一位亲近朋友在商界地位那么高，此后就把王当作一般朋友了。 [1] （译按：这里一定是错了。王新衡来台湾后是“立法委员”，被远东纺织集团董事长徐有庠延揽去旗下生产洋房牌水泥的亚洲水泥公司担任董事长。王从来没在台泥担任董事长。） 另一类型的朋友是不再年轻的“少帅”张学良。经国说服父亲把张学良幽居之所由新竹移到北投，准许张学良在若干公共场合露面，但是不准到私人家中做客。大约每个月，经国会带张学良出来吃宵夜，谣传偶尔还有美女做伴。 [2]
蒋经国的一群朋友经常带着妻子在长安东路蒋家聚会，不时也到阳明山一处招待所饮酒作乐。每道菜端上来，全桌人都把面前的酒一饮而尽，当然划拳是少不了的节目，输的人不是要干一小杯，而是要喝掉整壶酒！男女宾客往往都醉倒到桌下。但是教育长（即使当了“总统”，他在1949年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仍习惯这样称呼他）似乎千杯不醉。偶尔，宾客可能穿错了外套和鞋子回家，但太太当然不能搞错，不过经国可能是在这些场合，传出与部属妻子发生恋情的传闻。 [3] 公开场合，除了蒋方良，他从没有与其他女人一起出现，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他显然有好几个红粉知己。
经国权力日增之后，他试图借星期天下乡的机会与普通百姓保持接触。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总统”，他走遍全省三百二十个乡镇，不经预告就到一般人家访问，甚至到地方上一般小馆子随便吃点午饭。 [4] 有时候他还自备干面条下乡。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北，他也偶尔不带侍卫，自己开车到处走。有一天他开着吉普车回城里，还让一个人搭便车。他问清此人目的地，还特别绕路把他送到。此人有眼不识泰山，谢谢他，赏给他十块钱小费，经国也不客气，收下钱，回家后交给方良，他说：“你瞧，我今天可赚了一点钱咧！” [5]
蒋经国与章亚若婚外情生下的孝严、孝慈兄弟，此时也在距台北车程一小时的小城新竹成长。他们跟外祖母周锦华、舅舅章澣若以及他的大群子女住在中央街一所小房子。学校同学几乎全是本省人，因此这对双胞胎不仅会讲“国语”，自小还会讲流利的闽南话。1955年，两兄弟都已经十三岁了，外祖母还没有告诉他们谁是他们的生身父亲。他们还以为生父在大陆，没有逃出来。王昇偶尔来拜访，看看需要什么。澣若依然相信姐姐是被谋杀致死，家人有病也不到新竹的公立医院看病。王昇一再向他担保，他的焦虑没有事实根据，可是澣若不肯相信。
1950年代末期，两兄弟进了高中，各自取了英文名字——孝严是约翰（John），孝慈是温士顿（Winston）。这时候，外祖母征得经国的同意，才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他们。两兄弟听到自己是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大吃一惊，他们感到骄傲，可是外祖母严切叮嘱，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他们也晓得不会得到著名的祖父、有权的父亲公开承认。章孝严相信，宋美龄多年来可能悄悄地间接接济他们。
到了1954年，金门、马祖和更北的大陈列岛驻有好几千名美式训练、装备的特种作战部队。中央情报局由这些地方发动的突击及其他秘密活动，依然瞒着驻台北美国“大使馆”。蓝钦“大使”曾在一封电报里抱怨，为了要知道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究竟干什么，他必须依靠台湾当局官员告知，以及“其他小道传闻”。同时，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也在较劲，互争对中国大陆发动突击作战的主导权。美国的其他单位也来搅局，譬如美国陆军出了名差劲的第五○○军事情报组，没有照会美军顾问团或中央情报局，更没有通知美国“大使”，也跑来提供训练及器材给蒋经国的单位。蓝钦温和地在电文里指出，蒋经国、中情局、美国军方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究竟范围如何，他只能臆测，可是它们攸关本地区的和平或战争，需要“比当前更多地从政策角度来加以注意”。
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不让“大使馆”知道这些秘密活动，部分原因是他们晓得外交部门一定会说它们挑起事端、无济于事，尤其是朝鲜战争已经停火，更没有必要招惹中国。蓝钦形容这些秘密活动好像是“拿鸡毛掸子去撩拨共产党大老虎”。这样撩拨可能激怒北京以军事行动对付外岛。1954年，蓝钦两度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表达对此一问题的关切。叶公超两次都干净利落地推搪掉蓝钦的抱怨，声称他了解驻台美国军方代表对此有相当不同的意见。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只有消灭北京共产政权，亚洲才能安定、和平。他告诉美国访客，他的六十万大军可以在沿海地区建立坚强的桥头堡，然后中国大陆就会有大批“义军揭竿而起”，届时毛泽东就得逃到莫斯科去。蒋介石承认，要发动此一作战，美国必须先以三到六年时间提升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设备的水准，包括协助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建立海、空军武力。
蒋介石晓得他的部队能力有限，也了解全面进攻大陆一旦失败，会毁掉国民党军队的精锐核心部队，甚至可能导致当局垮台。跟往常一样，除非胜券在握，他无意直接由台湾发动“反攻”或大规模突击活动。所谓胜券在握，就是共产政权，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内，陷于明显的崩溃状态，或是美国预备挑起主要负担。
针对大陆进行骚扰性质的突袭，虽然符合台北的目的，台湾当局在执行这类行动时都十分谨慎。朝鲜战争期间跟蒋经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在外岛并肩工作的美国军官及中情局人员都说，国民党军队拒绝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的突击。有位美国官员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指出，台湾当局生怕如果真的重重伤害中共，中共会采取必要报复手段，把他们驱离外岛。从大陈发动的秘密活动，基本上只等于是鼓舞本地区传统的海盗行为而已，据美国人说，其结果充其量只是骚扰共产党而已。
杜勒斯国务卿在1950年曾私下表示支持“台湾独立”，并不期待能推翻中国共产党。他真正的战略目标是：围堵大陆、保卫台湾。美国学者唐耐心记述，自从蒋介石不再受羁束之后，杜勒斯设法争取掌控蒋先生的行动。1953年12月，杜勒斯与“外交部长”叶公超信件往返，台湾当局再度正式承诺，国民党的部队事先若不与美国咨商、得到美方同意，不会进击中国大陆。 [6]
杜勒斯国务卿决心要避免美国在亚洲卷入另一场地面战争。元月间，他宣布“大规模报复”政策（依靠核武器，不再像朝鲜战争期间只靠美国地面部队作战）业已在远东生效。可是，围堵政策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不久即在中南半岛遭到严重考验。到1954年，美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计划已投下十亿美元，支付法国百分之七十四的作战费用。但是在朝鲜战争停火之后，中国的大炮、迫击炮、弹药及其他补给品由北方源源不断流到越盟手中，大大抵消了美国对法国的援助。艾森豪威尔一度斟酌调派蒋介石的部队入越南增援法军的构想，但是属下反映，这么做有招惹中共大规模介入的危险，他就放弃此一构想。此外，法国本身也拒绝这个方案，指出国民党的部队在越南将“高度不受欢迎”。
3月间，武元甲开始团团围住奠边府一万六千名法国守军。美国联合参谋本部提出一个计划，“动用三颗小型战术原子弹，摧毁越盟阵地，拯救守军”。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只有在中共公然入侵之下，美方才有理由迎战，并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问题是没有中共直接介入，北越已经占了上风。不过，在蒋经国督导下，民航公司飞机由台湾起飞，对被围困末期的奠边府提供运补。法国守军于5月间投降，一万四千名未战死者列队成为战俘。可是，美国威胁要动用核武器，倒是促使莫斯科和北京说服胡志明暂时和解，接受南、北越分治。
中南半岛妥协和解，乃是中、苏已经推动一年的和平共存新国际政策之一环。毛泽东接受莫斯科后斯大林时期新领导人此一全球战略，但是他希望向他们及其他每个国家表明，和平共存不代表中国接受台湾由美国永久“占领”。或许出于这个理由，毛泽东立刻在金门、马祖发动危机。国共双方飞机在金、马上空交战，两边也互相以重炮轰炸对方。
美方认为中共对金、马施压，是即将进袭金、马的迹象。在世界及联合国看来，远东地区即将爆发又一场战争。然而，毛泽东几乎肯定没有意愿在此时针对金门或马祖发动重大攻击。当时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敲山震虎，意在阻挠美国在亚洲筹组反中共的安全同盟或是蒋介石企盼的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之签订。其实也不太像。基本上，毛泽东要向国内（包括台湾当局）及世界（尤其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展示，中国内战还没有完，他还未放弃统一中国。
事实上，1954年的金门危机给台湾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构想产生推动力。杜勒斯希望未来和中国大陆保持弹性，并不赞同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金、马危机上升，杜勒斯想把危机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处理，可是蒋介石坚持唯有华府签约承诺保卫台湾，才肯把案子交到安理会讨论。1954年10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勉强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条件是蒋介石“愿意在台海采取守势”。艾森豪威尔要说清楚：“我们不会在我们的伙伴［台湾］去进攻［中国大陆］时，来防卫我们的伙伴。”杜勒斯拒绝明白把外岛纳入条约防御范围。但是就蒋介石而言——甚至就毛泽东而言——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同盟条约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它坚定强化了“一个中国”原则。
1954年夏天，大多数驻台美军顾问，乃至中国人，都预料孙立人会是国民党军队下一任参谋总长。孙立人私底下还是继续对政工制度及蒋介石在金、马部署大批兵力的做法不以为然。孙立人对短暂回台述职的顾维钧说起，蒋介石决定全面防卫金门的计划，是牺牲军事战略的政治考量。顾维钧提醒孙立人“多加小心，因为不是人人……会了解或欣赏他的观点或态度”。
关于孙立人的种种报告传到蒋氏父子耳中，使他们相信史迪威的这个旧部有可能即使不在老蒋生前，也会在老蒋百年之后图谋不轨。1954年8月，蒋介石突然解除孙立人的兵权，派他出任位高权虚的“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5月，宪兵逮捕孙立人旧部属郭廷亮，罪名是涉嫌阴谋在军中煽动叛变。不久之后，宪兵告诉孙立人，他被软禁了！
蒋氏父子晓得美方一定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将领会涉嫌叛乱，可是却没有料想到美方的反应那么激烈。听完顾维钧说明台湾当局对孙案的侦查经过，雷德福上将惊愕得说不出话。他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军队最干练的将领，“不可能，也绝对不会是亲共分子”。雷德福说：“如果［照控方所说］散布在不同单位的一百位军官自动加入反对蒋委员长的阴谋的话，中国部队一定发生极严重问题。”这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越说越上火，声称他同意孙立人的见解，“总政战部”不是好制度：“［国民党的军队里］升迁不依指挥官的推荐，要依政工人员的建议……导致士气低落……指挥官不能管控部下。”他的结论是，这样的部队不能有效地作战。关于这场对话的报告，一定让蒋氏父子大为震惊。
蒋氏父子决定妥协。陈诚主持的调查委员会发现，孙立人在军中拉帮结派，指示郭廷亮“加强”这方面的活动，对郭廷亮规划的阴谋也知情。不过，调查委员会又说，孙立人并不晓得郭廷亮是共产党，也没有证据显示孙立人是“阴谋的主要推动者”，建议宽大处理。蒋介石因此下令不进一步惩处，把孙立人责付“国防部”管束。此后三十三年，孙立人过着被软禁的幽居生活。
除了孙立人之外，最敢批评“总政战部”的就是蒋纬国。纬国1955年初由美国回来后，蒋介石有意派他到“国防部”担任参二助理次长。参二主管军事情报，主要是战术和战略情报，如敌军部队部署等，与“国防部情报局”主司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有别。不过，它依旧是情报事务，是个敏感的职位。经国向父亲建议，纬国英文好，在参三作战次长室比较能发挥。老先生点头，发表纬国担任参三助理次长。
外岛的军事危机持续到1955年。杜勒斯向台北提议：如果台湾当局肯撤出大陈，美国行政部门将安排一项国会决议案，授权总统不仅协助国民党防卫台湾、澎湖，也保护“有关阵地”。蒋介石点头，经国前往大陈督导撤迁事宜，坐上最后一班船退出大陈。
同一时间，蒋介石继续在金门、马祖增强兵力部署。金、马各有十万名守军，大肆构筑坑道，广积粮米弹药。金、马增加兵力部署，升高了一旦失守的心理及政治代价，也使美国人不好抽身。4月间，毛泽东热度降低。毛、蒋各有斩获。另一个因素是，不结盟国家组织即将在印尼万隆开会，讨论和平共存议题。
美国行政部门虽然刚在国会促成《台湾决议案》过关，现在却悄悄设法要让蒋介石退出金门、马祖。雷德福上将和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4月间与蒋介石开会时表示，尽管《台湾决议案》经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批准动用美国兵力保卫金门、马祖。如果国民党军队肯退出金门、马祖，美国海军会限制南起汕头、北至浙江温州的中国海岸海路交通。换言之，为了让蒋介石肯退出金门、马祖，美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针对共产中国进行“实质”的交战状态。可是，蒋介石拒绝考虑这个突如其来、影响深远的方案。外岛象征着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大陆仍有关联，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蒋介石了解，美国提议以海军限制中国海路交通，加上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外岛，等于把台湾地位冻结成为一个孤立的个别实体。
1955年，尽管对外岛地位意见分歧，华府和台湾当局似乎关系甚为密切。中苏两大共产国家虽然意识形态有差异，也似乎合作无间。莫洛托夫宣称社会主义阵营是由苏联和中国一起领导。他们在和平共存策略上尤其合作无间。周恩来在万隆亚非国家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提议北京和华府就消除台海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谈判。在中国新姿态之下，许多国家与台北断绝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北最困扰的是，华府与北京1955年8月在日内瓦展开大使级对话。美方向蒋氏父子解释，对话的目的在于迫使北京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但是，台湾当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北京承诺不在台海地区使用武力，台湾当局威权统治的借口也就没了。
事实上，中美大使级谈判进行了几个月，中方就建议中美发表共同声明，表明两国将以和平手段，放弃诉诸武力以解决彼此争端。中方代表王炳南在澄清关键问题时，“表明两国在此一声明中所称之争端，可包括美国与中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换言之，毛泽东在1955年预备签署中美放弃武力的联合协议，中方代表愿意在官方记录上载明，承认这项承诺适用于与台湾有关之问题。接受北京的提议，对杜勒斯促进台湾海峡长期和平的目标大有裨益，让台湾地位问题开放等待讨论，也可在未来对中国关系上取得弹性。美国谈判代表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大使大为振奋，急电华府，力促接受中国的提议。
这时候，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分析也预测，即使中美关系没有突破，台湾的“国际地位”将持续恶化，同时中国大陆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将上升。但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担心，中美之间在台海地区终止紧张关系的任何协议，不论它对美国公布的目标有何裨益，恐怕会激起蒋介石及共和党右翼的愤怒反应，甚至惹出许多国家狼奔豕窜，争相放弃台北，转而承认北京政府。战略上来讲，这个提议是个好交易；政治上而言，它却会惹出大乱。美国政府拒绝中方提议，回到往常的要求：北京必须正式、明确“整体而言放弃使用武力，并特别标明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北京1955年12月此一提议，反映出毛泽东跟赫鲁晓夫之间，对于和平共存究竟是战术政策，还是战略政策，存在哲学思考上的歧见，他在当时准备追随莫斯科，寻求与美国彻底修睦交好。华府拒绝毛泽东在台湾议题上妥协的提议，对毛泽东过后几年的激进化，以及最后与莫斯科决裂，扮演了相当角色。美国此后再也得不到类似的提议！
注释：
[1] 钱复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9。
[2] 王冀1995年11月12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1。
[3] 晚宴情形是一位参加这些活动的亲密朋友所说。有关蒋经国与一些部属的妻子有染（其中之一传说是某位少将之妻）的故事，来自若干消息来源。消息来源包括班立德（Mark Pratt，1995年12月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以及若干与经国工作关系密切的台北高级官员；不过这些传言从来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密友证实。原书注12。（译按：班立德20世纪70年代曾担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政治参事。）
[4] 马纪壮1995年8月3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3。
[5] 某位蒋经国的前高级助理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提到这段逸闻。原书注14。
[6] 唐耐心《杜勒斯与两个中国政策的台湾根源》（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s Policy），收于殷默曼（Richard H. Immerman）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242页。另参见唐耐心著《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年》，第36—38页。原书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