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大约有一万名美国人住在台湾，很大一部分是中央情报局、军方人员及眷属。春天的某个夜里，台北近郊一间小屋，雷诺上士的太太尖声向丈夫呼救，她正在洗澡，有人偷窥。雷诺拔出手枪，冲出门，一枪打死院子里一个中国男子。根据台湾当局与美国双边协定，美军在台北成立军事法庭审理雷诺杀人案。5月23日，法庭裁定雷诺无罪；美国空军的一架飞机立即把他们夫妻载往菲律宾。
台北新闻界立即大哗。5月24日，死者（译按：刘自然） 太太和数百名年轻示威者在美国“大使馆”门口集结、抗议。群众越聚越多，怒火上升，开始用石头投掷向“大使馆”。美国代办打电话给“外交部长”叶公超要求保护，叶公超联络“警备总部”，要求“警总”驱散示威群众。地区指挥官却说，这类命令必须由蒋介石下达。（译按：当时美国“大使”蓝钦休假，不在台北；台湾省警务处长是乐干少将，宪兵司令黄珍吾中将）
李焕闻讯，立刻向蒋经国报告，经国立即赶到“救国团”总团部（译按：在台北市昆明街和峨眉街口，今天的力霸百货公司） 坐镇处理事态发展。群众越来越暴烈，当他们攀墙进入“使馆”（译按：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北门铁路局办公室西侧） 时，美陆战队卫兵发射催泪瓦斯。叶公超急电经国，请他立刻采取行动。在附近指挥镇暴队伍的“警总”军官也请示上级，准予恢复秩序。经国却指示他，不准使用武力，但是派便衣人员混进暴民当中，试图控制住紊乱局面。
示威群众突破催泪瓦斯，冲进“大使馆”。美国陆战队卫兵退走，暴徒洗劫“使馆”，把“大使”的保险箱由二楼窗子丢出去。中央情报局人员拍下的照片显示，警察袖手旁观不管事。某些柜子被撬开，便衣密探（中情局想象）抓了一大把文件，赶紧跑了。群众又跑到美国新闻处图书馆（译按：在今天中山堂对面的山西餐厅） ，把它捣毁。经国和李焕通宵未合眼，指挥应变。
接下来就是交涉、抗议与道歉。美国最后的评估以8月27日的国家情报评估形式出现，这份报告由中央情报局主稿，得到国务院和国防部情报部门的联署认可。报告试图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它说：“虽然某些官员可能晓得有人策划示威，借机占便宜，但是‘大使馆’遭洗劫可能不是出于预谋。示威转为暴乱之后拖延良久才掌控住暴民，反映出政府遇到紧急状况采取迅速行动的能力严重不足。”
暴乱让艾森豪威尔痛心疾首，可是华府对台湾当局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脉络上都有强烈承诺，因而只好刻意淡化处理。美国反应温和，让经国及其父亲确信台湾当局对强大的美国的确也有可以着力影响的地位。
“五二四”事件之起始是“救国团”成员不满雷诺杀人无罪的判决，寻求准予在美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申请案送到经国本人桌上。回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爱国热情，本身对美国军事法庭的裁决也的确气愤不过，经国批准示威集会，但是指示必须和平抗议。可是，群众受到外来者蛊惑，失去控制。
二十年后，面临另一场危机，经国告诉李焕，只要他当权，政府部队就不应向台湾街头民众开枪。 [1] 自从他在1949年底接掌情治安全工作以来，他督导大规模的逮捕、拘禁行动，早期也有数千人遭到枪决；但是这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或警察从来没有对群众示威集会开过枪。20世纪80年代的一位高级副手当年是“救国团”团员，他表示蒋经国认为美国人有钱，可以再盖一座新的“大使馆”：“让他们新盖个‘大使馆’，总比让警察以经国先生名义开枪射杀街头民众要好。” [2]
可是，这场暴动让美国人对蒋经国疑虑更为深重。1958年，若干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众议员向国务院高声抗议，也亲自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反对蒋经国前来美国访问。这群议员的发言代表指蒋经国“完全亲共”，他的“救国团”协助煽动“五二四”砸毁美国“大使馆”事件。窦克森（Everett Dirksen）参议员私下评说：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是个“伟大的‘反共’人士，可是他的盲点就是蒋经国”。 [3]
美方接受台湾当局的道歉、赔偿之后，修复“大使馆”，买了新保险箱，也预备迎接新“大使”到任。新任“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和蓝钦一样是职业外交官，他秉持美国官方政策立场——台湾当局的力量、安全和声望攸关美国重大利益。几乎在所有的事务上，他比蓝钦还更同情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观点。庄莱德打交道的对象是叶公超，在特殊状况下也直接与蒋介石本人沟通，但是和蒋经国业务交往不深，这一部分是中央情报局不想让别人分享的联系关系。
1958年早春，雷·克莱恩（Ray S. Cline）也到台北担任中央情报局“站长”。中情局在台北的薄纱掩护名称，已经由西方公司改为“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克莱恩是个和蔼、亲切、真诚的读书人。此后四年他和蒋经国建立起来的公、私情谊，在中情局与国外情报首长交往史上，都可谓空前融洽。蒋家与克莱恩家也走动得很勤。经国的儿子称呼这位中情局站长“雷叔叔”，经国还请克莱恩太太玛乔丽（Marjorie）替他补习英文，一星期上好几次课。后来，经国1937年刚由苏联回国在溪口奉父命写下的留苏回忆录，要出英文版时的序文，还由她协助修润。
蒋经国夫妇也出席中情局同仁的晚会活动。他们穿指定的化妆服装，如牛仔衬衫，跟大家一起跳舞嬉闹。有一天夜里，经国还披上侍者上衣，在臂上挂块餐巾，参加“理发师合唱团”上台献唱。据克莱恩的说法，人人认为经国跟大家一样，是个平易近人的人。有时候，这两个相貌神似的中年情报头子，还结伴出去寻乐子。 [4]
在克莱恩的推荐下，美国提供几架U-2间谍飞机给台湾，训练飞行员驾驶这种高空飞机。台湾空军负责维修、驾驶U-2高空侦察机，但是所有的飞行任务则由中央情报局紧紧握住。U-2侦察飞行成为在台湾最成功、最重要的合作收集情报活动。在这段时间，蒋介石一再要求美方多提供先进的军事科技。1958年1月他提出八项特别大胆的要求。过了四十年，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公布与这些要求相关的文件。然而，可能是疏忽，1998年解密的一份备忘录却透露，华府批驳不准蒋介石的一项要求——请美方提供核武器和导弹。 [5]
1958年初，印尼一群文武官员在中部的苏门答腊和东部的苏拉威西（Sulawesi）发动反苏加诺（Sukarno）总统的叛变。3月间，蒋介石在台北接见杜勒斯国务卿时表示，如果左倾的苏加诺敉平乱事，将大大增强共产党在印尼的地位，杜勒斯同意他的观察，克莱恩和蒋经国随即拟出一项计划，提供战术空中支持以及武器、补给品给这支反苏加诺的叛军。如果不能推翻苏加诺，这项联合行动的第二个目标是，让印尼共和国分裂——他们的构想假设前提是，苏加诺有意把印尼带进共产阵营。
这项行动立刻就出了纰漏。印尼部队击落中央情报局一架飞机，活捉美籍驾驶员波普（Alan Pope）。这一来使得印尼共产党振振有词，指责在国际关系上净讲法理、秩序的美国，却秘密支持以武力分化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勾当。苏联在美国秘密支援叛军的消息曝光后，也急急供应米格–16战斗机给苏加诺。
华府旋即抛弃叛军，政策丕变，转为以强化印尼军队作为“反共”屏障的政策，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奇特情形。蒋经国底下由中情局支援的B-26轰炸机出动任务支持叛军，可是美国却开始运送武器给雅加达当局，让他们可以用来敉平叛变。华府已经重新思考，或许还可以挽回苏加诺。9月间，杜勒斯私底下跟朋友提到：“苏加诺不像蒋介石那样狂热……他是个工于心计、手腕灵活的政客”。其实杜勒斯太低估蒋介石，他可比苏加诺更把美国人玩弄在掌中。
苏拉威西起事是偶发的意外，而平时蒋经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其实并不得闲。美军顾问团培训三千名国民党军官兵为特种作战部队，但是在1955年大陈撤退之后，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已经金盆洗手，停止涉及对中国大陆的渗透突击。最后，华府当局注意到中共在防患未然方面相当成功，遂正式指令驻台北美国机构，制止美国盟友从事这类活动。
但是，蒋氏父子既争取到庄莱德和克莱恩的撑腰，开始推动升高秘密活动。克莱恩到任后不久，经国和他讨论一项方案——美国替台北代训、装备三万名伞兵，一旦大陆爆发大动乱，立可空降进入敌后。庄莱德大力支持这个构想。国务院答复说，固然不妨小心地与蒋介石讨论这个构想，但是过去这类动作可全都失败！蒋氏父子另外又提出一个必然会遭拒的姿态——提议以国民党军队的兵力组织一支快速部署部队，可以扮演“保护自由世界在亚洲利益”的救火队。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答说，亚洲绝大部分国家不会欢迎这样一支快速部署队伍，使用它将使共产中国介入事端。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和平共存是“基本原则”，不是战术伎俩。这项重大宣布引起听众注意，可是其震撼力远远不及他接下来的话——他严词抨击斯大林的罪行（邓小平代表中共列席这项会议）。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也发动一个自由化运动——百花齐放运动，鼓励政治讨论与批评。不料，知识分子批评声浪极大，更鉴于匈牙利发生革命，百花齐放运动突然在1957年6月被扼杀，放胆直言的人士受到批斗。
8月，苏联试射第一枚洲际飞弹，六星期之后，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译按：俄文“人造卫星”之意） 也进入地球轨道。包括毛泽东在内，全世界为之震动。“史泼尼克”升空一个月之后，苏联和中国签订一项秘密协定，苏联承诺提供科学、技术援助，让中国也能自制核武器。毛泽东受到鼓舞，开始又有惊天动地、掀起革命的雄心壮志。毛泽东11月7日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十周年，从苏联一回来，他就开始计划中国农业、工业生产要搞“大跃进”；邓小平热切支持毛泽东的构想。
1958年5月，“大跃进”正式开始。这项激进计划对中共党内政治、毛泽东本人、中苏关系，乃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都产生深刻影响。它也对1958年的金门危机产生触媒作用。“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政治领域里的“史泼尼克”——他要把人类社会来个旋乾转坤的革命改造。
赫鲁晓夫在1958年7月1日秘密抵达北京，带来一项他认为可以强化双边伙伴关系的宏大计划——中苏合组一支太平洋舰队。可是，赫鲁晓夫来访前，毛泽东已经接到全国各地传来阵阵好消息，他的农村大改革计划一发动，全国风起云涌响应，情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志得意满，对联合舰队之议，提出赫鲁晓夫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赫鲁晓夫提醒毛泽东，处理台湾问题千万小心，不可孟浪。这类劝说反而使毛泽东不悦，证实他原本的疑心——苏联即使没跟美国串谋搞“两个中国”，至少是默许美国放手推动“两个中国”。
8月23日，中共岸炮在两小时内朝金门发射五万发炮弹。接下来五天，弹如雨下，把金门炸翻了。毛泽东并不想拿下金、马，因为它们是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的一个连接点，何况“这两个外岛就像两根指挥棒，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跟着跳舞”。这就是毛泽东版的杜勒斯边缘政策，他意图威胁，但是不要占领金门和马祖。
8月间，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会议开会时大为光火，美国“由于某个人［蒋介石］的冥顽不化，被卷进我们不认为该做的事［保卫金、马外岛］”。但是他不能，或是不曾反驳联合参谋本部及杜勒斯的论据：由于蒋介石不顾华府强力反对，仍在金门部署十万兵力，金门已经是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现在必须介入，必要时还得动用核武器保卫它。9月4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将派兵保卫金门。虽然莫斯科就像华盛顿，并不赞同盟友在金门的行动，却觉得必须跳出来讲话，警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好朋友、盟国和邻居，攻击它，就是攻击苏联。”
五角大楼专家一致认为，如果中共继续炮轰下去，唯有核武器才能打破它的封锁包围。杜勒斯和联合参谋本部秘密讨论，必要时，需动用哪一型的核武器。美国急急把可以发射原子弹的八英寸口径榴弹炮送到金门。美国大规模海、空部队向西太平洋集结，要去防卫一个美国领导人认为不应固守的小岛。蒋介石部队持续利用金门为基地，对大陆进行滋扰突击，这个事实使得美国现在要出兵保卫金门，似乎有几分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杜勒斯在一次会议中都不禁说出：“如果这些小岛被用作对付大陆的敌意行动之基地，美国怎能期待共产党节制，不去攻打它？”
金门危机期间，蒋介石、陈诚频频与庄莱德会晤，经国与克莱恩则是天天碰头。台湾当局领袖对共产党的威胁表示忧虑；对于和北京谈判势必徒劳无功、反增危险，提出警告；又重申一旦金门弃守，后果堪忧，力促美国采取坚强行动，打破封锁包围，并争取美国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克莱恩在呈送华盛顿的报告中，应和蒋经国的观点——绝对必要在金门抵抗中共之威胁。经国在炮轰最激烈期间，几度飞往金门前线视察，有一次还带回来一片穿甲炮弹命中一座碉堡后炸开的弹壳钢片，送给克莱恩当纪念品。
蒋氏父子既需要让美国人相信国民党是强大、稳定的盟友，同时还得坚称，“国民政府”在台湾立足不易，万一金门外岛弃守，它也会垮台。当然，金门对于蒋介石的重要性，就跟毛泽东之重视它，出于相同理由。如果国民党军队退出外岛，“两个中国”，甚至“台湾独立”，就远比四年前或八年前，更像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毛泽东制造外岛危机，蒋氏父子也很技巧地玩把戏。金门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在原来已经排定的大量军援之外，美国又赶运给台湾价值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舰艇及其他物资。其中有最新的空对空响尾蛇飞弹，使国民党空军对中共的米格战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可是，蒋介石将因为让华府陷于它并不想要的战争边缘而付出代价。
艾森豪威尔坚持，美国一方面为保卫金门做出备战部署，一方面也要在这个议题上展现有意愿“修好、谈判”。他促成美中大使级对话在日内瓦重新恢复。第一次对话在9月15日举行。突然间，在毛泽东指示下，北京宣布停止炮轰金门。大约同一时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收到美国针对金门局势动用核武器方案的全面评估报告，赶紧悬崖勒马。
10月21日，杜勒斯飞到台北，面交给蒋介石一份清单：如果他要防止台湾当局被“清算”，就必须照单办理。这项清单包括：台湾当局“当作与大陆政权已经停火”必须做的动作；表现愿意与北京达成“停火协议”；强调台湾当局不会企图用武力回到大陆。杜勒斯坚持，台湾必须保证避免突击行动及类似的挑衅行为，接受外岛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不过这些方案保证不让一般百姓交给共产党统治或离开家乡；检讨“国民党军队建制的特性，甚或规模，以便达成更大的机动能力……或许亦能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
蒋介石大为震惊。杜勒斯要求蒋介石屏退所有随员，只留下刚发表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当译员。杜勒斯提出警告，国际间视台湾当局“好战……偏好惹起世界大战”，而且“寿命有限”。杜勒斯又说，美国是否能够在现有状况下长久保护台湾当局，都大有疑问。
蒋、杜会谈后几小时，新任“外交部长”黄少谷紧急召见庄莱德大使。黄少谷抗议，杜勒斯提出的建议“具有几乎撼动‘中华民国’基础的性质”。它们等于是要求台湾当局公开接受“两个中国”的想法。
当天夜里，蒋、杜二次会谈。蒋介石只字不提上午杜勒斯的“建议”，反而热切说明为什么需要加强金门防务，反制中共炮击；中共炮击已经让守军快顶不住了。杜勒斯答复说，传统武器没有办法摧毁厦门港附近的解放军炮阵地，“这就好比以卵击石墙”。他宣称，只有核武器才有用，请问蒋先生要“美国用核武器”对付共产中国吗？蒋介石大为意外，答说：“或许可以考虑用战术原子武器吧！”
杜勒斯9月初和联合参谋本部开会以来已经掌握若干状况，开始对蒋介石说明个中问题。要摧毁威胁金门的解放军炮阵地，需要相当于广岛或长崎所用的威力之核武器，可是这种武器在空中爆炸，对解放军炮阵地并不会有影响；可是在地面或地底引爆原子弹，会造成两千万中国人丧生，包括金门军民统统不能幸免。最后，“动用核武器就会涉及台湾，如果轮到［苏联］用核武器攻击台湾，台湾也全毁了”。
蒋介石早先接受配备核武器的美国空军飞机，在美方控管之下进驻台湾，可以说在1958年金门危机以前就默认美国有可能动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大陆。至少美方有一份情报（其内容细节还未解密）在1958年9月报告，台湾当局想让“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但是诚如驻台湾美军协防司令日后所说，蒋氏父子对核战争一直“非常无知”。总之，蒋介石根本没办法和杜勒斯争辩，只能讷讷地说：“如果［在金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会掀起世界大战，或是将美国卷进大规模冲突，我不会希望用到核武器。”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他事先为什么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杜勒斯和美国的联合参谋首长在9月间就已经很缜密地思考过，使用小型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来铲除中共的炮阵地。
毕竟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核威胁结束朝鲜战争，在越南获取暂时和解。这些成绩使得美国政府初步思考，威胁要在金门危机这个战术情况不利、政治和道义层面又颇有可能酿成大难的状况中，再端出核武器。不过，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依然有疑虑，美国盟邦不以为然，加上美国媒体与国会批评声浪上升，行政部门不能不痛苦地重新评估利弊得失。
杜勒斯在离开台北之前，同意与蒋介石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对于他此行提出的“建议”清单大大冲淡。台湾当局在联合公报中宣称，恢复中国大陆人民自由的“主要方法”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任务的基础建构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双方承认“在目前的状况下，防卫金门、马祖，与保卫台湾，息息相关”。私底下，台湾当局同意由金门撤军一万五千人。
杜勒斯尽管公开声明的语气和缓，但他向蒋介石说得很清楚，即使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在华府当家做主，也不是那么容易会介入中国的战事，美国人一般不见得支持“法理”上存在“两个中国”，却倾向于“事实”存在“两个中国”的方案。如果北京真想攻下金门，美国的传统武器挡不了它，但是也不会动用核武器。杜勒斯前脚刚走，蒋介石已经和儿子商讨蒋、杜会谈中碰触的棘手话题，决定采取一项戏剧性的动作——设法与北京接触、降温。
台北向北京接触，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领导人——乔石。1998年交卸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位以前，乔石长期掌控中国的情报、安全部门。1994年12月，乔石告诉当时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著名的华裔美籍学人王冀，在中国猛烈炮轰金门时期，蒋介石派人传话给周恩来说，如果解放军再不停止炮击，蒋将不得不听美国人的——撤出金门和马祖，届时时间一拖久了，中国就有分裂之虞。 [6] 这个讯息单纯地标举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已接受的一个认识：金门是中国统一的关键枢纽。
蒋经国应该是与中共驻香港的情报单位取得联系，传递了消息。中国不久即宣布“单打双不打”隔天炮轰金门的新政策。对守军的运补可在双日进行卸货作业。危机已经过去！国共双方还是敌人，还会趁隙削弱对方，但是在最高层却有个了解——双方对维持中国统一都有共识，都互有利益，可是他们各自的超级大国盟友只想在台湾海峡维持和平局面而已。
12月，华府终于批驳了1月间台湾争取核武器的要求。接下来，蒋介石批准在台湾建立第一个秘密核武器实验室的计划。据蒋经国说，这个想法由他提出。 [7]
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来将近五十万的无眷单身官兵，以及十多万有眷军官和老士官。到了1959年，至少半数官兵进入三四十岁的年龄阶段，有些甚至年逾五旬。 [8] 由于撤退来台的国民党部队军官比例甚高，这时候这些军官加上士官，人数竟然多过征集入伍的士兵——形成三十二万九千人与二十八万六千人之比。 [9] 陆军还成立一些特别单位“军官作战团”，完全由超额军官组成。 [10]
由于大陆来台官兵对是否能回老家，或是否在台湾成家，有高度的不确定感，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士气，维系住政治忠诚，“反攻大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同时，大陆来台官兵一旦退役，如何不让他们成为社会或经济问题、进一步与本省人疏离，也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期，蒋经国挑起这个重担，出任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方体认它攸关台湾的稳定，拨出大笔美援支援退辅会的活动。退辅会提供补助费或贷款，协助退役军人做小生意，譬如，摆设小吃摊或当三轮车夫。台湾的民营企业也遭到重大压力要配合政府政策。退辅会还成立荣民工程处，雇用约六千个荣民投入建设工程，兴建中部横贯公路。此外，退辅会还挑起责任，提供医疗、收容居留给予无法工作的荣民。后来蒋经国还批准一个构想：发给每个大陆来台退除役官兵“授田证”，准许将来“反攻大陆”后可以领到一块地耕作（地点在哪里，则没有明订）。退辅会总共发出去七十多万张授田证。
台北近郊的荣民总医院不仅发展成为大型医疗机构，还以医疗照顾品质、医师专业水准的高超，名闻遐迩。蒋家后来还以荣总作为全家治病看诊的医院。 [11] 蒋经国秉持一向的作风，担任退辅会主委期间十分重视细节，经常到各地视察。他亲自托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推荐一群教授，设计一套性向测验，让退辅会能依据测验结果给每个荣民找到合适的工作。 [12] 他经常到中部横贯公路工程现场视察，与荣民工人一起吃饭，检查他们的营舍、厕所和文康休闲设施是否完备。有位退辅会旧部属记得有一次陪蒋经国视察一所收容荣民的麻风病医院。让卫士大为惊慌的是，经国竟然坚持跟他见到的每个病患握手。有位医生说，有些病人已经二十年不曾跟任何人握过手。 [13]
195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设置副总裁的新职位，指派陈诚出任斯职。他希望借由这个动作，终止外界臆测陈诚与经国不和、互相斗争的传闻。陈诚现在在党政两方面都成为蒋先生正式接班人。在绝大多数观察家心目中，经国仍是台湾第二号最有权的人物，但是他似乎满意在正式官阶上慢慢攀升，他对陈诚执礼甚恭，陈毕竟名义上是他的长官，而且远自20世纪40年代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远征军时期就一直是他的上司。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国的安全随扈坚持他不应再在台北街头跑步运动了，他考虑改打高尔夫，可是陈诚告诉他：“人人都可以打高尔夫，就是我们两个人不该打。”此后，蒋经国的主要运动就是下乡或到阳明山踏青健行。 [14]
可是，政治角力无法避免，还是发生了。陈诚、小蒋之间最严重的内斗事件发生在1959年初陈诚与一群和他渊源深厚的将领聚会之后。聚会中出现一个话题：蒋介石要怎么安排接班？大家假设老蒋先生会遵守宪法，于1960年不再连任总统。蒋经国的情报人员监听了聚会谈话内容，不久，与会高级将领纷纷退役或改调不带兵的职位。其中一位将领就是“参谋总长”王叔铭。经国一直设法与“老虎将军”王叔铭交好，可是王叔铭和陈诚的渊源更深、关系更坚强。迭受经国提拔的彭孟缉，则升任“参谋总长”。
蒋纬国大约同一时期调职，可能也和“王老虎”及其他高级将领异动有点关联。纬国与哥哥关系紧张已经历有年矣，不过表面上还保持和谐。纬国第一任太太石静宜难产而死，1957年他计划在东京和漂亮的中德混血女郎丘如雪组织家庭。蒋经国听到消息后，问起婚礼地点能不能改。据纬国回忆，这是第一次他当着哥哥的面发了脾气。不过，他在东京成婚时还是把地点改在台湾当局的“大使馆”。
1958年，蒋纬国出任“国防部”参五计划次长。当年稍后，他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任职，不过这项职务他只担任不到一年。王叔铭下台后不久，纬国被派到美国，进入美国陆军防空学校受训。此后，他再没有担任过空防方面之工作，也不曾再担任部队指挥官。
国民党迁到台湾以后，地方上出现派系争取国民党提名，抢着担任地方公职，以及随着这些公职而来的利益和权力。在台北等地出现一些党外人士，在模糊又有点了解的言论尺度之内批评政府。容忍党外人士可使岛内、岛外（尤其是美国）有选举比较民主的印象。然而，蒋经国的岛内安全人员密切监视反对党人士，如果言行超越尺度或彼此串联合作，就对他们发出警告。党外人士言行逾越尺度，会受到政府不同形式的骚扰，如果还不知节制，搞不好在未经起诉或大众不知情之下就被抓起来。
据高玉树自述，1954年他第一次竞选台北市长时，国民党轻敌，不认为他够分量，因此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干净利落地赢得多数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警备总部”本来想宣布选举无效，可是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赢了。他获悉蒋介石调阅他的背景资料，而几可确定出于经国的建议，决定批准选举的结果。（译按：1954年台北市省辖市时代第二届民选市长，国民党提名“半山”王民宁，由“警务处长”转来竞选，却被台北工专毕业、赴日读书回台的工程师高玉树以无党无派独立参选人身份给击败） 私底下，高玉树对包括“美国大使馆”官员在内的友人形容国民党外省人政权是不义的独裁政体，但是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改善这个拥挤、污染的城市之建设。三年之后，他竞选连任，但是没有获准派出足够的监票员，因而败给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译按：黄启瑞） 。1960年，选举委员会再次不准他推荐监票员，他放弃竞选。 [15]
杜勒斯1958年10月底访问台北带来震撼之后，蒋经国的特种作战中心减少对大陆的突击、渗透活动。为了让相关部门大批人员有事做，经国又开始运补武器、装备给缅甸的国民党军的游击部队，甚至调派国民党军官兵到当地提供训练。蒋经国的办公室还提出“大陆工作四点计划”，强调扩大情报收集和心理作战，静待“严重反共动乱”的迹象，伺机策应。
1959年3月，“世界屋脊”西藏果然爆发叛乱。根据一般的说法，拉萨骚动之后，谣传驻藏官员计划逮捕达赖喇嘛，把他解送北京。西藏人涌入拉萨以保护他们的精神领袖。这一来，骚乱扩大。康巴人（Khamba）袭击解放军据点，达赖喇嘛率领大批僧侣、信众逃离拉萨，进入山区，辗转逃到印度。
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开会，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报告说：“蒋介石极端焦急，想要有所行动，鼓动‘西藏抗暴运动’继续下去。”经国和克莱恩提出台北及华府如何提供支援给叛军的建议。可是，中情局早已与西藏人有了接触。已经解密的美方档案材料，有许多地方提到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叛乱前后，对“反共”藏人秘密大量支援及鼓动。 [16] 中央情报局援助西藏的计划，代号是“ST马戏团”（ST Circus），包括在美国境内训练西藏人；事实上它是“根据美国政府1951年及1956年对达赖喇嘛的承诺”而于1956年开始。秘密运补武器给西藏叛军，始于1958年9月。 [17] 中情局执行这些活动，得到经国的合作，但是他没有直接介入西藏内部的行动。1996年，国民党军队某位高级军官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证实中情局由台湾对西藏的运补，始于1959年以前。这些行动鼓舞了分裂活动、带出了激情与谣言，导致达赖喇嘛决定逃出拉萨。
西藏叛乱开始，庄莱德竟建议华府当局不要和蒋经国联合作业，他认为西藏人一概不喜欢汉人，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华府方面也担心台湾介入会伤害到印度及其他国家对西藏人的同情。不过，白宫还是批准了一项秘密援助西藏叛乱之计划，其中包括与台北当局进行“探测性的讨论”。这时候中情局显然已径自执行自己的计划，增加对西藏游击队的武器空投作业。根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前任官员的说法，在西藏叛乱起事之后的秘密运补，是以印度为基地进行作业。 [18]
5月3日，蒋介石表示非常不高兴，美国竟然没有跟台北合作利用西藏叛乱发动行动，他表示国民党军队也会有动作，暗示将以伞兵空降到西藏。但是，此时藏人反抗运动已经瓦解。早在4月23日，杜勒斯就报告，“反共游击队”已经惨败，企图逃入印度。虽然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支援动作没有中止，不久经国的秘密单位也加进来一起伸援。 [19] 一年之后，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美方继续援助无济于事，国家安全会议还是批准延续支援动作。
除了在西藏联手支援民族分裂活动之外，台湾当局现在也推动与美国在中国其他地方发动游击行动。这时候，全世界都晓得“大跃进”酿成大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更增添外界猜疑毛泽东地位下降。1960年2月，蒋经国通知克莱恩，有鉴于大陆民情高昂，蒋介石打算空降两三百人一队的许多突击队到四川等地。经国说，他们将在春天开始行动，如有必要可以单方面行动。克莱恩向华府报告，他设法说服台北对这项雄图“温和点”。
艾森豪威尔总统1960年6月到台北访问，蒋介石表示，在边境地区若干地点设置游击基地的时机成熟了；他保证大陆百姓会“揭竿而起”。台北方面有所求于美方者，就是飞机和电讯设备。艾森豪威尔答应他，美方会研究这项方案。回到华府，五角大厦再次研判认定，这项计划“几乎必然会失败，对于台湾和美国都会有不利影响”。不过为了安抚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批准为了“鼓励大陆‘反共’运动的目的”，美国与台湾要共同计议、规划。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还未解密，但是显然除了规划、训练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20]
虽然西藏叛乱失败，它却造成中印关系紧张，进而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失和。7月16日，莫斯科照会北京，它决定不仅取消1957年秘密发展核武器的协议，还要召回派到中国的所有苏联军、民技术专家。此时，邓小平已从“大跃进”的大灾祸里吸取痛苦的教训，他正在审慎地推动务实政策，试图弥补“大跃进”造成的伤害。
注释：
[1] 李焕1996年5月18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译按：此处是指1977年的中坜事件，许信良违纪脱党竞选桃园县长时，选民怀疑投票所人员违反规定而捣毁中坜警察分局。）
[2] 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8。（译按：这里作者明显错了，“五二四”事件时，马英九只是小学生，怎么会是“救国团”团员？）
[3] 高立夫（Ralph Clough）1998年4月22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窦克森这句话是对高立夫说的。原书注10。（译按：高立夫20世纪60年代曾在驻台北“美国大使馆”任职，离开公职后转入学界，研究中国问题，并沿袭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说法，提出“海洋中国VS.大陆中国”的概念。窦克森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量级参议员，曾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女婿霍华·贝克﹝Howard Baker﹞也任参议员，曾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并在里根总统时期应邀替他跨刀，担任过白宫幕僚长。）
[4] 费浩伟（Harvey Feldman）1999年1月告诉本书作者这个故事。原书注12。（译按：费浩伟也曾在台北“美国大使馆”任过职。）
[5] 美国国务院1958年12月30日备忘录，收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8至1960年》第十九卷第509—510页。原书注13。
[6] 王冀1995年11月28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6。
[7] 这是蒋经国1975年向立法院做半年一次的（施政）报告时透露的消息。见《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1975年12月出版第六十四期，第808页。原书注48。
[8] 1959年台湾的武装部队有六十三万人，其中美国军援计划资助六十万人。原书注49。
[9] 1961年6月20日《国家情报评估》第43—46号，“中华民国政府前景”。孙立人于1949—1950年间首开征集台湾本省人当兵的做法。1951年，有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左右的台湾本省人被征兵入伍，想必是在孙立人部队服役。然而1951年之后有好几年，并没有征集台湾本省人当兵。见1954年9月14日《国家情报评估》第295号，《直到1956年台湾可能的发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2年至1954年》第十四卷第637页。原书注50。
[10] 前任驻台美军军官所说。原书注51。
[11]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4。
[12] 钱复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告知。台大校长钱思亮就是钱复的父亲。原书注55。
[13] 王绍堉1996年5月11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6。
[14] 郝柏村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7。
[15] 高玉树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2、63。（译按：1960年黄启瑞在没有强劲对手挑战下顺利蝉联，但不旋踵即因涉嫌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购车弊案遭到停职；当局派周百炼代理市长。1963年，高玉树挑战周百炼成功，再度入主台北市政府。“中央”旋即在1967年把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照样让高玉树担任官派市长，稍后才把他调任“交通部长”。台北市民则一连近三十年没有选举市长的机会，直到1994年省市长民选。）
[16] 美国国务院历史专家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第十九卷第X至XI页序言里很不寻常地评论说，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他们在编辑有关西藏叛乱事件的文件时“不符法令要求的完整及精确标准”。譬如，《外交关系文件》引用中情局在叛乱事件刚发生之后所起草的《西藏行动评估》（Review of Tibetan Operations ）时，就略掉八页文稿，因为中情局不肯解密。从略掉这八页的前后文检索，显示它们包含中央情报局1959年3月以前在西藏秘密活动的详情，见1959年4月1日杜勒斯呈艾森豪威尔，中情局致白宫之备忘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8年至1960年》第十九卷，第752—753页。原书注67。
[17] 见1968年1月26日致三○三委员会之备忘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64年至1968年》第三十卷第739—742页。另参见克瑙斯（John Kenneth Knaus）《冷战孤儿：美国与西藏人生存之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99年版。基辛格后来在1970年代初期下令停止西藏秘密活动计划。原书注68。
[18] 中央情报局不肯把内容解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它会让印度政府难堪。原书注72。
[19] 当时驻东南亚的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75。
[20] 见1960年6月19日白宫艾森豪威尔、蒋介石通信备忘录，收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8年至1960年》第十九卷684—687页，原注2即是本书引文出处。艾森豪威尔同意进行某种规划，可以由蒋介石1960年12月14日向艾森豪威尔致谢之函见其端倪。这封谢函收于同一卷第748页。原书注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