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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帝到节度使，乃至下延到最低一级的臣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总要使治下诸人势力分散；而下一级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总会尽可能地抱团结党来与上级或同级相抗衡。所以皇帝总怕大臣结党，大臣们也总是会以门生、故旧、亲属、同乡等扯得上抑或扯不上的关系缔结政治同盟，势单力薄的人轻易就被异己力量逐出竞技场。
人只要形成组织，形成某种政治结构，这种变化就会悄然发生。当你觉醒的时候，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任你是再英明的君主也终会徒唤奈何。
政府里的利益集团，古人称为朋党。
朋党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孔子分明说过“君子不党”。君子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就算他被划入了某个朋党，也不会为了党派利益而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来。君子以道义为指归，小人以利益为指归，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只有小人才会千方百计地搭建人脉，笼络同僚，靠结党抱团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捞取更大的利益。君子重义不重利，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不论这会使自己损失多少潜在的利益。
当然，在孔子的时代，以及孔子理想中的西周礼制社会里，君子即贵族，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世袭采邑，这是重义不重利的物质资本；小人既没有世袭的高贵地位，也没有优渥的祖宗产业，必须靠双手获得生存之资，做事若不以利益为依归便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君子与小人之别与其说是道义的选择结果，不如说是自然的流变使然。
然而，世家大族虽然是古君子诞生的土壤，但对于专制皇权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唐王朝自开国以来，对于各大门阀一直采取或明或暗的压制政策。其实科举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国家选拔人才，也在于给寒门子弟一个机会，使寒门子弟越来越多地走上仕途，渐渐冲淡世家大族子弟在政府中的比重。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变迁，使周代基于封建采邑制度的君子之风渐渐让位给了小人的道德。从高官显爵到幕僚佐吏，结党营私、弄权舞弊之类的事情已经很难再在他们的良知深处激起任何程度的不安了。
更何况就连皇帝都做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表率，于是人们难免疑惑：所谓忠君报国，那样的君还值得忠吗，那样的国还值得报吗？中晚唐的人们始终记得，当安史叛军逼近长安的时候，一代明君唐玄宗趁着拂晓时分秘密逃亡；为了保证行动的机密性，非但对朝臣和禁军做了诸多欺骗性的安排，甚至还将宫外的皇子和皇孙们弃置不顾，听任这些至亲骨肉在即将到来的叛军铁蹄下自生自灭。即便普通人可以理解这是一国之君对臣僚与百姓所忍心做出的事情，也无法相信这会是一个祖父对孙儿做出的事情。
安史之乱以后，朝政愈来愈乱。唐德宗继位之后，很有一些重振朝纲的想法，无奈形势大过人力，朝纲一发而不可收拾。就在唐德宗刚刚继位的那年，下诏说：“天下冤案积留未决的太多，州府衙门疏于受理，所以现在听凭蒙冤受屈者到京城敲登闻鼓投递讼词，中央政府会安排专人受理。”这确实不失为一项善政，但没过多久，就有朝臣上书说：“现在敲登闻鼓的人太多，诉讼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也要天子一一过问的话，哪里还需要各个职能部门的官吏呢？”无奈之下，唐德宗将诉讼事宜全部发还各个有关部门，蒙冤者们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转眼便被冰水浇熄。
当然，无论怎样的时代都有它的适者。就在这样一个唐德宗的时代里，令狐楚，国初十八学士之一令狐德棻的后裔，凭着过人的文采以及对朋党的忠诚，展开了自己平步青云的发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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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字殻士，自号白云孺子，家中排行第四。令狐楚从小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五岁时便能写作辞章，后来的发展也不曾辜负神童的声誉，二十出头就考中了进士。要知道唐代科举考试录取比例小得可怜，千人之中也未必有一人能中进士，若非出类拔萃的才子，绝无可能胜出。
如此耀眼的人才，自然是王公巨卿们竞相延揽的对象。令狐楚选择了太原幕府，在那里从掌书记做到判官，所有重要文书都出自他的手笔。唐德宗恰恰是一个雅好文学的皇帝，令狐楚的斐然文采使德宗大为倾倒，每次收到太原来的奏章，一定能辨认出哪些是令狐楚所作。因着这个缘故，几经辗转之后，令狐楚终于被调进了中央政府。
到了宪宗时代，令狐楚负责起草朝廷诏书，每写一篇都会立即为人传诵。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本领，政府公文毕竟不同于散文随笔，既没有沧桑真情可以感人肺腑，又不可以汪洋恣肆地将个人见解一吐为快。政府公文的要领无非两点：内涵上要善于揣摩上意，将主上想说却不便说的意图巧妙地表达出来；修辞上要规行矩步、字斟句酌，稍有差池就可能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这样的稿子要能写得文采动人、斐然成章，写到不但令主上满意，更令众人争相传诵的地步，简直就是传奇。
人在仕途，无论加不加入朋党，都要面对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问题：结交哪些人，疏远哪些人，这里边大有学问。对于一些心思卑劣的人来说，一辈子的做官经甚至全在这里。令狐楚当时与两个人最是要好，一是萧俛，一是皇甫。萧俛并不是十分耀眼的人物，而皇甫是唐代历史上最出名的几个大奸大恶之一。在导致唐王朝走向衰败的这场大戏里，皇甫有着很重的戏份。
当时皇甫刚刚受到宪宗宠信，他马上做了每一个奸臣在上位之初都要做的事情：引荐党羽。凭着皇甫的鼎力推荐，令狐楚和萧俛再获升迁，成为权力核心里的一分子。就在这个时候，令狐楚和奸相李逢吉也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后来宪宗为了讨伐割据蔡州的节度使吴元济而重用裴度，裴度与令狐楚不和，令狐楚被外放为华州刺史，李逢吉也受到牵累而罢相。但是，当令狐楚离开长安以后，其他人拟撰的诏书总是不合宪宗的心意，宪宗每每怒摔诏书草稿，思念起令狐楚来。
自此以后，令狐楚的命运牢牢地与李逢吉、皇甫、萧俛等人结合在一起，在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令狐楚成为牛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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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令狐楚出任东都留守兼东畿汝都防御使，李商隐所居的郑州正在令狐楚的辖区内。此时的李商隐年近弱冠，该是走上仕途的时候了。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知道，令狐楚的到任究竟在李商隐的心里激起了多大波澜，但可以想见，令狐楚在当时的李商隐心中绝对是一位值得心慕手追的偶像。以文采扬名天下，担负朝廷制诰的拟撰之责，因此得蒙皇帝赏识而出将入相……令狐楚的人生经历正是李商隐渴望以亦步亦趋的方式再现一遍的。后来李商隐在给令狐楚的一封信里这样说道：“某才乏出群，类非拔俗。攻文当就傅之岁，识谢奇童；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李商隐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人生与令狐楚的人生相比较：在同样的年龄段里，自己刚刚从师就学，令狐楚已经以神童闻名；自己到了将行冠礼（古代的成人礼）的年纪时才以文赋拜谒令狐楚，求得后者的赏识，而令狐楚在加冠之年已经进士及第，为王公巨卿竞相延揽。李商隐自负才华，他清楚自己起点略低，起步略晚，但他对未来怀着一份不可动摇的信心。自信，从来都是生命力最突出的标志，是年轻人魅力的源泉。
在唐代的风俗里，尚未成名的青年俊彦总会精选自己的得意诗文投献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也有义务接待各种各样的投献和拜谒。绝大多数交往都起始于礼节性的寒暄，终止于礼节性的告别，毕竟既不是所有的长官都懂得诗歌文章的优劣，亦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一份与其自信相称的才华。令狐楚是一代文宗，凡人俗笔入不了他的法眼，在他一生所接受的数量惊人的投献和拜谒里，他真正看重的只有李商隐区区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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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这种东西并不神秘，在很多时候也并不珍贵，即便两个人性情相反、志趣不合，但在共同的环境里相处久了，或多或少也会有些感情。所谓日久生情，无非就是这个道理，感情归根结底就是“熟悉”。
人对熟悉的迷恋是深深写在基因里的，因为熟悉是最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东西，而安全感是生存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人对熟悉有多么迷恋，对陌生就有多么排斥，所以我们对其他城市的风俗习惯、对其他阶层的思想观念天然就有一种厌憎之感，这种心态只有靠海量的阅读和广博的阅历才能克服。而阅读与阅历的作用不过是增广见闻，将无数的陌生变成熟悉，从而见怪不怪罢了。
所以，人的家园之情以及对同胞的感情都来自熟悉，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天性的选择。理性之爱是另外一种东西，诸如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治家的欣赏、一位音乐家对另一位音乐家的欣赏、一位文学家对另一位文学家的欣赏，那种惺惺相惜之爱不是来源于感情的契合，而是来源于灵魂的契合。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从来只属于少数人的专利，不是任何凡夫俗子所能分享一二的。
作为一代文宗，令狐楚一定从年轻的李商隐身上寻到了这种灵魂契合的感觉。其实，两人的文风绝不相类，令狐楚以骈文名扬天下，属辞比事精当妥帖，情绪被小心翼翼地闭锁在理性的大门之外；而李商隐素来所学只是古文，在文章方面不以辞采取胜，偏偏追求朴拙浑厚、淡而无味的感觉，两人的差异一如清泉之于烈酒。
但令狐楚就是钟情于李商隐这道清泉，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悉心栽培他。不仅如此，令狐楚甚至让李商隐与自己的儿子们共学同游，这是完全将他当作子侄相待了。令狐楚是做过宰相和节度使的朝廷显宦，李商隐只是一介寂寂无名的贫寒士子，这样的赏识与厚遇简直如梦似幻，在旁人看来只能道一句“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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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一年里，元老重臣白居易退出了核心政治圈，以位高荣宠的闲职来到令狐楚辖下的洛阳养老。这位当年政坛的风云人物如今只想远避党争、优游度日，再也没有了往昔的棱角与锋芒，全部所余只有资历和名望。这些资历与名望，对于白居易本人来说只不过是他得以优游度日的一点资本；而对于那些怀有仕进野心的人来说，是一份不可小觑的政治财富。
当令狐楚准备拜访白居易的时候，白居易以诗相迎，诗中有这样的言辞：“应将笔砚随诗主，定有笙歌伴酒仙。只候高情无别物，苍苔石笋白花莲。”他的花园里有笔砚，有笙歌，有诗有酒，有苍苔石笋，有白色的、盛开中的莲花，一言以蔽之：对于任何一位满怀风雅之心的士大夫来说，这里除了政治，应有尽有。但令狐楚偏偏是为了政治而来的，还带来了一个正在汲汲寻觅政治阶梯的年轻人：李商隐。
哪怕对于那些天生善于左右逢源的人来说，只要是出身寒门，搭建人脉就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最难的就是敲开第一扇门，得到第一位贵人的汲引，将你带进他那光芒四射的社交圈子里去。李商隐是幸运的，他以过人的文采打动了令狐楚的心，从此进入了上流社会的社交网络。
他已经获得了与令狐楚的儿子们同游共学的资格，如今他又被带进了白居易的宴会里，在这位政坛名宿、诗坛盟主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多少寒门士子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李商隐似乎相当轻易地就得到了它。
多年之后，李商隐回忆这次宴会的经过，说自己有幸和白居易当面交谈，受到后者的赏识而名列于门墙之内。而白居易对李商隐的赏识完全出于诗人的慧眼，并不仅仅是礼节性的称许而已。
晚年的白居易极爱李商隐的诗文，甚至说过希望自己死后能转生为李商隐之子的话。后来在白居易去世数年之后，李商隐生了儿子，取字为“白老”。但白老渐渐长大之后，性情竟然颇为鄙钝，完全不具其父及白居易的聪慧，以至于以促狭著称、在诗坛上与李商隐并称“温李”的诗人温庭筠戏称道：“白老怎么看也不会是白居易的转世吧！”其后李商隐又生一子，取名衮师，聪俊非常。李商隐写诗说：“衮师我娇儿，美秀乃无匹。”这位衮师，倒真有点像是白居易的后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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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一年里，李商隐的业师李处士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三岁。李处士之死在李商隐的人生履历中是一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令狐楚将取代李处士的角色，带给李商隐全新的教育与全新的生活，而李商隐亦将在不灭的感恩之心里不得不忘记李处士教给自己的全副本领，以改弦更张的姿态从半贱役、半隐逸的生活里脱离出来，走上世人公认的金光大道。
在这个命运的转捩点上，李商隐哀悼着、憧憬着。历史仿佛已成陈迹，前途仿佛一片光明。十月，李处士葬于荥阳坛山故丘。十一月，令狐楚由东都留守调任天平军节度使，李商隐被辟为幕府巡官，随令狐楚东行赴任。
唐代节度使有开府之权，可以自建官署，称为幕府，幕府里的官员称为幕僚。节度使是幕府之主，亦称幕主，有自行任命幕僚的权力，不受中央约束。所以节度使常常会与中央政府争夺人才，尤其是那些怀有政治野心的节度使，会不计成本地延揽名士入幕，一则以提高声誉，一则以储备人才。即便是中央可以完全掌控的藩镇，幕僚的薪资待遇也明显要比京官优渥。
如果说中央政府对藩镇幕僚仍有一丝约束的话，那就是规定了节度使在聘任幕僚的时候只能聘任那些有功名在身的人。而李商隐当时还不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自然不曾考中过任何功名，所以在天平军节度使的幕府里，只有他一个人穿着白衣。
白色是礼制社会里对平民百姓的规定服色，这正是“白丁”一词的词源所在。所以，后来在令狐楚身故之后，李商隐为他撰写奠文，深情地怀念这段初入幕府的日子说：“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既感念于令狐楚破格提拔的知遇之恩，亦有几分掩抑不住的自负。
那时候，李商隐似乎就要平步青云了，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节是他尚未知晓的：因为唐代政治的特殊性，所以对于幕僚而言，最重要的素质不是工作能力，而是对幕主的忠诚度。
这有点近似于周代的封建制，幕僚如同诸侯的家臣，诸侯对天子效忠，家臣对诸侯效忠，换句话说，家臣不可以越过诸侯而直接向天子效忠。而与周代封建制不同的是，唐代藩镇幕府的效忠体系是一种潜规则，大家虽然心知肚明，但名义上无论是谁都应该效忠于皇帝。
而那些政治敏感度不高的人，总是很容易忽视潜规则的存在，于是在他们满怀热忱地追求政治理想之时，悲剧的因子便每每伏伺在侧。这是一个虽然浅显但生死攸关的道理，却没有人来教给李商隐。当他信心满满地追随令狐楚踏上东行之路的时候，不知道可还记得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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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途中，李商隐以诗笔记录见闻，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随师东》：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
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但须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这是一首杜甫风格的七律，记录沿途战乱的疮痍以及在疮痍中对时局的思考，以兼济天下的胸怀与年轻人特有的热情提出了天真而略带傻气的政治见解。这一点傻气将会伴随李商隐的一生，使他成为一个四处碰壁的诗人，而非一名左右逢源的政客。
市井中人最爱讲“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在真正的学问与文章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这种市侩逻辑的一点位置。从来不会有人身兼诗人与市侩这两个角色，事实上，离诗人越近，就离市侩越远，也就离世俗的幸福生活越远。
然而，无论任何时代，永远都是市侩们的天下，李商隐东行之时的太和初年亦不例外。李商隐途中所见所闻的兵火劫灰，与其说是英雄与枭雄们的修罗场，不如说是大市侩与小市侩们的集市，一切像模像样的鏖战归根结底都只是买卖当中的不同姿态而已。
数年之前，即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代父自立，朝廷无力过问。直到唐文宗太和元年，新皇帝才决定重振朝纲，调集诸镇兵马讨伐叛逆。
此时的唐王朝，府兵制度已然瓦解，朝廷只有以藩镇克制藩镇，藩镇兵马几乎与雇佣军无异：节度使在辖区内自行募兵，自筹钱粮以养兵，一旦遇到朝廷征调而出境作战，出境之后的钱粮转由朝廷供给。
所以讨叛的时间越长，讨叛藩镇的获利也就越大。《资治通鉴》记载，虽然河南、河北各大藩镇围剿李同捷，但战争旷日持久，讨叛军每有小胜，就向朝廷虚报斩获人数以邀功求赏，而朝廷全力供给诸军粮饷，在作为帝国财税中心的江淮地区征收重税，搞得百姓疲敝，民不聊生。于是在普通百姓的心里，兵是否比匪更坏，中央政府是否比叛乱分子更坏，这类问题的答案已经越来越不清晰了。
太和三年四月，李同捷叛乱终告平定，然而在战乱波及的地区，民生之凋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尤其是横海镇的治所沧州，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所存者十无三四。令狐楚调任天平军节度使，天平军的治所郓州（今山东郓城）距离横海镇的治所沧州并不甚远，故而李商隐一路行来，呼吸的空气里总有浓浓的劫灰味道，《随师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首联“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感叹讨伐李同捷之战虽然规模不大，却使天下为之疲敝，颔联“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谴责军令不严，将军们只一味地贪功冒赏。李商隐诗歌精于用典的特色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了：马谡失守街亭，导致蜀汉北伐失利，被诸葛亮以军法处斩，而这样严明的军纪在讨伐李同捷的战争中从未被人听闻；晋军伐吴，大将王濬向朝廷报功，说自己已经斩获了吴国主帅孙歆的头颅，后来却是杜预擒住孙歆生献洛阳，此事传为一时笑谈，而在讨伐李同捷的战斗里，所谓斩首报功，大多只是荒唐的虚报罢了。
诗的颈联，（yuèzhuó）是凤凰的一种，筑巢于天帝所居的阿阁之上，“巢阿阁”比喻贤明的宰相居于朝廷枢纽，主持朝政。鸱鸮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猫头鹰，古人以之比喻凶徒，泮林则是周代天子与诸侯宴饮集会的场所。这一联的含义是：只要贤相在朝，哪里容得节度使擅行割据之事呢？
宪宗朝的名相裴度铁腕打击割据势力，造就元和中兴的局面，而裴度罢相之后，河朔节度使复叛，这是李商隐念念不忘的一段现当代史。而此时出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也曾入朝做过宰相，他是否还有回朝复职的希望呢，是否能成为第二个裴度，为衰势中的大唐王朝力挽狂澜呢？在这个“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的战后世界，李商隐对令狐楚理当怀有如此期待吧？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尚未降生的那个元和年间，令狐楚和裴度曾是一对政敌，在藩镇割据的问题上，裴度主战、令狐楚主和，裴度甚至为了主战的大局所需，以不甚光彩的政治手腕将令狐楚从核心权力圈排挤了出去。
以令狐楚的身份与识见，看到“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这样的诗句，或许并不会多想什么，不会对尚未看清世界真实面目的李商隐生出任何芥蒂，但李商隐竟然会在这种时候提起贤相与藩镇的关系问题，提起裴度的元和旧政，只能说明他还是一个心思不密的孩子。在权与利的修罗场上，“言多必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言多而又喜欢直抒胸臆的人从来都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名真正的诗人一旦踏入权力场便只能以悲剧收场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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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调任天平军节度使，这绝非一份轻松的工作。天平军曾经是李正己、李师道的割据之地，治下的军吏、百姓早就与唐王朝离心离德，如今虽然地盘已经重归中央掌控，但人心能否平复，政令能否通达，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早在宪宗元和年间，裴度主持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时候，叛乱分子多次潜入潼关，在长安城里大搞恐怖活动，任凭朝廷如何严查死守都无济于事。直到李师道败亡之后，朝廷收缴了李师道的机密文件，发现其中有大量赏赐潼关官吏、士卒的案卷，这才知道朝廷的各个重要岗位上都有叛贼安插的卧底。而令狐楚此次受命坐镇的地方，正是当年叛军几代经营的心腹要地，是恐怖组织的基地所在。
朝廷派令狐楚坐镇天平军，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倘若派来的是裴度的一党，难免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而令狐楚恰恰是裴度的政敌，是当年著名的主和派，另一方面，令狐楚曾任宰相，以故相的身份下临一方，施政阻力总会小些。这种微妙的局面正是高明政客最理想的竞技场所，令狐楚也许不是一个耿介无私的人，但绝对是一名老练的政客，他有能力应付天平军大大小小的事宜，而对于年轻的、刚刚入世的、满怀政治理想的李商隐来说，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学习机会了。
然而，天真的眼睛从来看不到纷扰的世情。在凡夫俗子的眼里，李商隐如同一头闯入了春季花园里的牤牛，似锦繁花于他只是枉然，他满心狂喜向着草料一头奔去。这草料，就是骈文的写作技巧，是令狐楚借以成名的本领。
李商隐看到了令狐楚的成功，也看到了令狐楚表面上借以成功的本领，他相信自己也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天资禀赋，只要亦步亦趋，便不难复制令狐楚的成功轨迹。可想而知，假如令狐楚写一部自传的话，一定会不惜笔墨地渲染自己的文采，渲染自己文采背后的天资与勤勉，渲染自己是如何凭文采理所当然地赢得了皇帝的赏识和众人的钦羡。他讲得一点没错，或许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失实，但这一切只是事情的表面，还有许许多多只能让人心领神会的因素是他无法讲出、旁人也无法复制的。
就在天平军节度使的厅壁上，刘禹锡撰写的《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赫然在目，概述天平军的历史人事，颂扬令狐楚的政德殊勋，这是天平军所有幕僚日日习见的东西。然而有谁深究过令狐楚和刘禹锡的交往史呢？谁知道令狐楚曾经如何为了一己前途而对列入政治黑名单的刘禹锡避之唯恐不及，背叛了多年的深情厚谊，又如何在多年之后小心地修复与刘禹锡的关系，请他撰写这篇《厅壁记》呢？这才是仕途生存的要领，而天生就是诗人的李商隐只从令狐楚的头顶上看到了文采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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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极赏识李商隐的文学才华，将自己借以成名的骈文技巧倾囊相授。
在此之前，李商隐随他那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族叔学了一手出色的古文，但古文只属于古代，属于只可以欣赏却毫无实用价值的文体，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李商隐如今已是幕府巡官了，一应公文都必须依照惯例以骈体书写，这种流行的、所有人都司空见惯的文体对于年轻的李商隐来说是全新而陌生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以他的天资与功底，再加上令狐楚的亲授，他很快就可以写得驾轻就熟、圆融无碍。
这个时期正是李商隐梦想高涨的时期，他有幸成为天下第一骈文高手的入室弟子，也是恩师最得意的弟子，凭着这手文章本领，科举的桂冠岂不是近在咫尺吗？进而可以入翰林、知制诰，负责朝廷诏书的草撰，像元稹和恩师令狐楚一样凭着文采而位极人臣。在那段日子里，光辉的未来是如此的真真切切、触手可及。在一袭白衣里梦想华衮，对于任何一个底层青年而言，再没有哪种幸福感更甚于此了。
李商隐有《谢书》一诗写给令狐楚，短短的四句诗里饱含着感激与梦想：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所谓“半夜传衣”是禅宗故事：五祖弘忍于半夜时分秘密传授法衣给弟子慧能，使慧能成为禅宗六祖。“王祥得佩刀”的故事出自《晋书》：吕虔有一把佩刀，有善于相刀之人看出这是一把宝刀，只有荣登三公高位的人才能佩带；吕虔便将这把刀赠予王祥，说道：“普通人佩带宝刀只会给自己招来祸患，而您有国家重臣的器量，将来成就定然不凡，所以我才将这把刀赠送给您。”王祥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了吕虔的好意，后来王祥果然仕途通达，位至三公。李商隐用这两则典故，是说自己得到令狐楚传授的骈文写作之法，如同六祖慧能得到五祖弘忍的衣钵，亦如王祥得到吕虔相赠的宝刀。这不是礼节性的夸张语，而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对未来溢于言表的踌躇满志。
李商隐当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多年之后自己依然沉沦下僚，任妙笔如何生花，也无非是在幕府里供人差役，入世的起点仿佛始终都是终点一般。那时，他将再也无法面对此时的他：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这首诗是《漫成五章》之一，是《谢书》十七年之后的作品，感叹自己虽然深得令狐楚的骈文真传，当年自信也能像恩师一样凭借一手好文章仕途得意、致身通显，而如今蹭蹬坎坷，这一手文章本领究竟为自己挣得了什么呢？
漫漫十七年的时光，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他终于有了一点点的反思，但他只看得出症状，却揪不出症结。毕竟，他从小学习的是正统的治国之道与君子之风，没人教他如何在千疮百孔的世界里钻营。纯白的人，在社会规则残酷的淘汰下，最终会走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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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军幕府巡官，单单从这个职位本身来看，不过是低级幕僚而已，这就是李商隐职业履历表上的第一笔，是他今后全部仕途生涯的起点。李巡官尚未有太多的公务需要操劳，他更像一名实习生，只需要细心揣摩幕主令狐楚的言传身教。而他忽然发现，这样的“实习生”其实并不只自己一人。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商隐结识了蔡京，一个他或许应该称为师兄的同龄人。
多年前，令狐楚坐镇滑台的时候，在众僧中发现一名小和尚眉目俊朗，进退举止从容有度，很是惹人爱怜，便请长老让他还俗，安排他陪自己的孩子一道读书。这个小和尚就是蔡京，此后在令狐家长大成人，一直陪侍在令狐楚的左右。
近似的人生经历使李商隐和蔡京颇为投契，何况蔡京也是一个极以辞气自负的人，他们有的是共同的话题，也有的是同游共赏的机会。对于李商隐和蔡京来说，幕府的工作并不繁重，似乎学习与交友才是生活的主题。繁难的事务自有令狐楚本人及其高级幕僚悉心打理，何况抚理州郡本就是令狐楚的强项所在。
令狐楚施政颇有道家风范，他深知民间之所以多事，往往只是因为政府生事，政府若不生事，民生就会自然繁育，哪里会生出多少事端呢。何况要安抚人心，安抚者本人首先就该有一副安闲自若的气度才行。
年轻的李商隐还看不懂令狐楚的老到之处，他在不久的将来回忆这一段幕府生活时，只记得一场又一场的宴饮欢会发生在水槛花朝或菊亭雪夜，幕府群官吟诗作赋，宾主唱酬，不亦乐乎。
对于李商隐和蔡京这样的晚辈而言，宴会上的唱酬其实有一点考试的味道，万不可轻忽以待。不知道是哪一次宴饮中，令狐楚一名姬妾流风回雪般的歌舞激发了众人的兴致，令狐楚要李商隐就此事作诗，一个小小的考验就这样突如其来。
我们很多人或许都会以为，以李商隐的才华，这样的考试哪里称得上考试？只是特意给他一个炫耀的机会罢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写得好并不难，想要得体却并不容易。
这般题材，稍不小心就会写得轻浮，一来女主角的身份毕竟是令狐楚的姬妾，二来在诗言志的传统里一首轻浮的诗必定说明诗人有着轻浮的性情。然而诗也万万不可写得严肃，在宴饮歌舞的场合以正襟危坐的姿态败兴一定会招致所有人的反感。如果是生性狂放的诗人，面对这种微妙的题材时往往拿捏不好分寸，李白醉酒写《清平调》的故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因为将杨贵妃与那位以淫行著称的赵飞燕作比，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到了进谗的机会。幸而李商隐不是李白，他虽然天真，却审慎而拘谨，一如大多数贫寒出身的才子一般。
李商隐完美地交卷了，这首诗题为《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罢执霓旌上醮坛，慢妆娇树水晶盘。
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
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
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子细看。
李商隐原本文学古文、诗学古体，但这首诗写成了今体诗里最讲究音律与对仗的七律，分明表示自己在令狐楚的教诲下已经改弦更张了。诗的前四句是说这名舞姬曾是一名女冠，如今脱下道服，以容颜与舞技赢得幕主的爱宠。颈联很巧妙地用到两则典故，“白足禅僧”是指高僧昙始，传说昙始双足洁白，即便从泥水中跋涉而过亦不会沾湿半点，故此人称白足和尚。若是连这样的有道高僧看到当下的舞蹈也会动了凡心，生出败道之思，足见这舞姬魅力如何了。而在这次宴会上，蔡京曾为僧徒，李商隐以“白足禅僧”暗指蔡京，贴切而饶有情趣。接下来，“青袍御史”与“白足禅僧”构成对偶，意趣更浓。唐代制度，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纪委。李栖筠（李德裕的祖父）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拒绝参加曲江宴会，理由是每一次的曲江宴会上，照例都有教坊的歌姬舞女杂侍在百官左右，难免会发生一些有伤风化的事情，而自己担负监察之责，理应避嫌。李栖筠的做法自此以后成为惯例，凡是歌舞场合，御史台大小官员概不参加。而李商隐这句诗暗指在座幕僚中带御史衔的同僚，说监察御史们宁可辞官，也不肯错过这场舞蹈。
诗写到这里，夸张中带有谐谑，情绪似乎就要向着放诞发展。这正是最显诗人性情的关头，若是由李白来写，结尾必定以不收束为收束，将原有的狂放不羁更加宕开一层，而李商隐偏偏稍放即收，迅速由诙谐转入谦恭。尾联用的是一则三国时期的掌故：魏文帝曹丕一次宴饮群臣，酒酣之际使夫人甄氏出拜，甄妃素来便有美艳之名，但群臣碍于礼法，纷纷伏拜，不敢仰视，独有名士刘祯不加避讳，坦然平视。李商隐反用其意，说这名舞姬之美虽然足以使禅僧败道、御史休官，但毕竟是幕主的姬妾，自己不敢像刘祯那般公然平视。
若我们能理解黛玉初进大观园时的心态，便容易理解这首诗背后的太多内容了。
11
令狐楚有两位公子，大公子令狐绪，幼年患有风疾，大约就是今天所谓的小儿麻痹，所以一生不良于行，在重视仪表的唐代选官制度下注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二公子令狐绹，自幼聪慧过人，颇有其父风范。李商隐和蔡京所陪读陪游的，就是这两位公子。
令狐楚对李商隐和蔡京的安排，不仅是出于爱才的心态，更是要为自家子弟培植羽翼，为他们将来的仕途留下忠诚可靠的政治遗产。这与唐代武将多认义子是同样的道理，只是这份苦心不宜宣之于口罢了。
在后来的发展里，蔡京果然对令狐一家怀有相当的忠诚，以冷峻无情的手段打击恩主的政治对手。蔡京获得的回报也相当优渥，他一直做到了节度使的位置，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赢得万人钦羡。
令狐绪与令狐绹兄弟自然而然将李商隐和蔡京视为家臣。蔡京是个明白人，清楚自己的位置，亦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而单纯到有些愚蠢的李商隐只把令狐兄弟当作少年时代的故友，从未想过自己其实只是一名家臣，更未想过家臣最重要的素质既不是忠君报国，亦不是追求个人之理想，而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
每个人都知道当攀登社会阶梯的时候，见风使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但很少有人知道，只要一个人的市侩天资稍有不足，见风使舵的策略往往弊大于利。忠诚才是中人之资者的最佳策略，在他们的人生赌博里，只要押中一宝，就必须不分是非对错、不问青红皂白地忠诚到底。在死心塌地的忠诚里，赢面总比输面更大。
忠诚和冷酷是一体的两面，正如在父母遇到威胁时，子女会不择手段地剪灭强敌；在恩主或党派遭遇危机的时候，一个合格的党徒亦会以残忍无情的手段铲除异己。这或许不宜比作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而应当比作人和狗的关系。
这是社会的潜规则，从没有人愿意讲明。而一切大家乐于讲明的内容，无非都是不同版本的君子之道罢了。越是相信君子之道的人，越是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将党附他人视作耻辱。
所以，天真的李商隐毕生以君子自期，亦毕生以君子之心理解别人的用心。对令狐一家，他只有感恩，却没有忠诚，更从未生出过党附的念头。他以为别人对自己也只是爱才怜才、惺惺相惜而已，他总是这样以诗人的心揣摩政客的心。
毋庸置疑，一如所有的寒门士子，李商隐有足够的审慎与克制，更有过人的才学与天资。但政坛如战场，里面有光彩夺目的荣耀与财富，更少不了阴谋算计与血流成河，若是仅凭借一腔热血和一身傻力气狂冲乱撞，结果当然只有死亡或沦落。
【小考据】才华与人脉
唐代仕进，虽然极重科举，实则人脉远比才华要紧。科举往往只是一个形式，是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其实早在正式考试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高门望族自有门阀势力，寒门士子则要八面玲珑，懂得打点关系才行，死读书的人从来都是希望渺茫的。
不仅如此，就算是有富而无贵的家庭，只一味晓得使钱行贿，终归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明代话本《初刻拍案惊奇》里有一则唐末的故事，虽然只是故事，却颇见官场规则。故事里，某富商想要用钱买官，另一位富商劝诫他说：“而今的官，有好些难做。他们做得兴头的，多是有根基，有脚力，亲戚满朝，党羽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钱赚，越做越高。随你去剥削小民，贪污无耻，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万年无事的。兄长不过是白身人，便弄上一个显官，须无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时，朝里如今专一讨人便宜，晓得你是钱换来的，略略等你到任一两个月，有了些光景，便道勾你了，一下子就涂抹着，岂不枉费了这些钱？若是官好做时，在下也做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