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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与今天颇有不同，唐人若说一个人成名或尚未成名，往往是就科举及第或未及第而言的。科举及第就是成名，科举在唐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高宗朝宰相薛元超曾有一句名言说：“我这一生虽然大富大贵，但仍有三大遗憾不能释然：未曾进士及第，未能娶五大姓的女子为妻，未能参与国史的修撰。”甚至连帝王都倾慕进士身份，唐宣宗甚至在皇宫的楹柱上自题姓名为“乡贡进士李道龙”，虽则荒唐，但也可见进士出身是何等金贵。
当李商隐成为天平军幕府巡官、令狐楚的入室弟子之后，若想真正走通仕途，还有一关要过，就是这金贵得无以复加的进士科举。尤其是李商隐想走元稹和令狐楚的旧路，希望能以文章才华入翰林、知制诰，那么进士的功名更是必不可少的。试想元稹当年被破格录用，执掌机要大权，仍然因为没有进士功名而被人当众讥嘲。
这并非特例，因为唐代科举名目繁多，但唯独以进士科最难考取，每年不过录取三四十人，所以唐人对进士身份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用数据说话，唐代从宪宗到懿宗七朝中，共有宰相一百三十三人，其中一百零四人都是进士出身。因此要想赢在起跑线上，非考取进士不可。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制科与常科。制科，为招非常之才而设定，名目纷杂，令人眼花缭乱，有一百多种，涉及文辞、经义、治道、军事、长才、拔取遗才、激励风俗等方面，无论你拥有的才华多么偏门，唐政府都为你提供了进取的道路；常科，顾名思义，乃较为通常的考试科目，常科中最为主要的，是进士与明经两科。
制科有点像现在高考特招艺术尖子生、体育尖子生，且制科不是常设，每年或许有或许没有，全凭皇上高兴。所以虽然制科名目繁多，好像机会一大把，但绝大部分考生仍然选择考取常科。而在常科中，进士、明经貌似是平行并列的两项，事实上两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考取明经科，及第与否的关键在于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只要你背得下大小经义，你就能登第；考取进士科，诗赋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考生的文学能力便成了决胜的法宝。无论考生头悬梁、锥刺股背下多少诗文经义，写不得一手锦绣文章，就莫奢望在进士科中取得胜利，进士科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进士科比明经科考取的难度大得多，进士也就比明经的出路好得多。唐政府很清楚，死记硬背当然亦是一种才华，但死记硬背的才华与倚马千言的才华相比，终究还是落了下风，安排官职时，进士普遍比明经高出几段来；且社会各层也对进士抱持更高的评价与期许，这也算是进士的一笔隐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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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五年，令狐楚为子弟们做了一项必要的政治投资：资助李商隐赴京应举。
进士科素来以考试难度大、录取比例低著称，而对于自负才华的考生来说，非如此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优异。在公平的竞技场上，他们唯一渴望的就是更苛刻的筛选标准，正如今天的每一名优等生对每一场考试的期待一般。
李商隐已不再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此刻的他，已经从一个佣书贩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他天赋的才华与积淀的学养已经足以应付任何难度的考试，他也幸运地遇到了仕途上的贵人——那位出将入相、名满天下的令狐楚，他的诗名与文名也已经先他一步飘到了长安。
李商隐初到长安，初次领略到这座帝国都会的盛大繁华。作为大唐帝国的文化中心，兼值各地考生云集应考的时候，长街里巷中吟诗作赋的声音甚至多于叫卖声。也许某个衣衫寒素、其貌不扬的人出口落笔间就是一团锦绣，也许某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小子早已打通了当朝显宦的关节，所有的士子莫不往来奔忙，将自己最得意的诗赋以上等绢帛精心誊写，投递到一个个或文坛巨擘或皇亲国戚的高门大院里，希图得到名人的延誉。平康里、安乐坊……有多少名声在外的街巷，哪里是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老店，哪里是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通衢，哪里是王维奔走过的岐王府邸，哪里是韩愈困顿的旅舍……这里不是长安，而是龙门。
李商隐投宿的客栈也是诗声鼎沸，一点不愧对这座帝都。这是诗歌的时代，诗对于彼时的长安人来说，正如划拳之类的酒令之于今天的我们。酒酣耳热之际，客栈里的住客们无论相识或不相识，都禁不住命题赋诗，一较文采之高下。
那天他们的命题“木兰花”有幸被历史记录在案，是因为李商隐恰巧在一旁，被酒醉的客人硬拉过来，要他也赋诗助兴。而在那天所有咏木兰花的诗作里，史册只留下了李商隐的一首：
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
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此诗一出，语惊四座，人们忙问这位诗人姓甚名谁，才知道他就是本年度进士科的热门人选——诗名早已传入长安的李商隐。
这首《木兰花》虽然不过是一首语义浅近的七绝，却也表现了李商隐特有的朦胧暧昧的诗风：木兰舟上的游子、目送木兰舟远去的深情之人、木兰花与木兰桨的传说、木兰舟的掌故，所有的图片都半透明一般地拼叠在一起，光影闪烁，人花莫辨。
南朝一本叫作《述异记》的书里说，浔阳江中有一座木兰洲，洲中多生木兰树，这里的木兰树原本是吴王阖闾为了修建宫殿而栽种的。鲁班曾以木兰树为舟，这只木兰舟至今仍在木兰洲中。当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在前秦留下的《拾遗记》里还有一种传说，说汉昭帝终日在水上游宴，土人进贡了一只巨槽，汉昭帝认为桂楫松舟尚嫌粗重，何况这只巨槽。于是命人以文梓为船、木兰为桨，船头雕刻飞鸾翔鹢，乘此船随风轻漾，通夜忘归。
这不仅仅是传说，木兰是实有其物的。木兰，又名辛夷，王维的名诗《辛夷坞》描写的就是他家庄园里一处种满木兰树的地方。木兰的树干坚韧细密，异香四溢，天然便防虫蛀，是一种极贵重的木料，用来打造舟船虽然风雅至极，但也称得上奢靡无度了。
李商隐早早便以唯美风格的诗歌征服了帝都长安，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应试旅途中，他始终无法征服那小小的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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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样一种似乎反常的现象：优等生除非在学术或技术领域里发展，否则一旦从学校踏入社会，个人成就反而不及很多差等生，个中原因并不是一个“高分低能”的简单论断便可以一笔带过的。
优等生早已习惯了公平竞争。学校的生活就是如此，只要你的智力水平并不在中人以下，那么成绩自然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学业的努力程度决定了每一次考试的结果，于是在这种环境里待得愈久，便愈是将公平竞争当作了排名第一的社会法则，也愈是会将个人努力与最终结果挂上严格的因果关系。
而差等生对学习懒得用心，过剩的精力便投注在了人际关系、社会百态以及各种成功捷径上。因为若是单凭真才实学，差等生的确无法获胜，而人对成功的渴望自然会指引差等生走上寻觅捷径之路。
当优等生与差等生一起从单纯的学习环境走入复杂的社会时，优等生仍在期待公平竞争，而早已习惯于不公平竞争的差等生终于如鱼得水，发现这个世界果然是自己这样的人才可以大展拳脚的。
社会法则就是如此：越是乱世，一个人的道德底线越是与他的个人成就成反比。读史书每每会生出这样的感慨：越是大奸大恶之徒越容易窃据高位，个中道理正在于此。
李商隐时代的科举根本不是一种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人脉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真才实学。李商隐的性格是在他那位处士族叔的言传身教下塑造成型的，正所谓“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若是要他为了功名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下这份尊严的。
多年之后，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里回顾自己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科举经历，仍然不失傲气地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识其面，恐不得读其书，然后乃出。”接连五度科举，李商隐对唐代士子习以为常的行卷风气始终抱着鄙夷的态度。尽管令狐楚已经为他打开了一定的人脉，尽管他完全可以请托令狐楚、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官场与文坛上的前辈名宿为自己荐举一二，但他偏偏什么都没有做。无论受多少次挫折，他终归不肯放下那份高傲，不肯奔走于长安权贵之门，所以，功名的大门亦终归不肯为他打开。
第一次失利是因为“为故贾相国所憎”，这位“故贾相国”就是以庸碌著称的宰相贾，负责当年的主考事宜。这位贾是一个没有多大原则的人，总是小心翼翼地游走在政治旋涡的边缘，既不敢开罪君子，更不肯招惹小人，脂韦于掠食者的行列间，只求保住功名富贵。所以，依贾的性格为人，断不会对一个小小的李商隐怀有多大的厌憎。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进士科的名额极其有限，走各种人脉关系的请托者就已经照顾不完，更何况那些孤标自负、不肯为功名而略略屈膝的人呢？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话一点不错，你若不肯向社会屈膝，社会又何尝会向你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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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虽然孤傲，却绝非孤僻之人。依着当时的风俗礼数，他在长安时也曾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谒过一些文坛前辈。他怀着以文会友的憧憬，渴望交流与砥砺，然而结果一再令他大失所望。
多年之后，在一封给陶姓好友的书信里，他以几分辛酸、几分辛辣的笔触回忆这段不甚愉快的经历说：在收到他的文章之后，有些人干脆置之一旁，不闻不问；也有些人默默浏览几眼，不耐烦正正经经地朗读出来；还有些人总算愿意朗读出声，但不是读错了字就是读错了句读，怎可能读得懂文章的含义呢？所以自己不愿再多写文章，更没兴趣为了应举而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搞行卷之类的事情了。
社会就是这样，若没有权贵显达的引荐，那些名高望重的前辈哪会耐烦去认真理会一个寂寂无名的后生呢？这也不全怪那些前辈，毕竟他们的名声为他们招徕了太多的拜谒者，纵然他们有心真诚接待每一个人，亦终归应接不暇。太过稚气的李商隐尚不懂得其中的玄机，他只是模糊地发现这世界的规则似乎与先前预想的不同，他有一点困惑，也有一点自暴自弃。
或许令狐楚的赏识对他而言实在来得太早了，使他误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才华就一定会得到他人的赏识。他误以为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社会里最基本的规则，然而这时的他，正如中国象棋里的一只卒子突然跳到了国际象棋的棋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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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变迁，当李商隐滞留长安、又一次在焦灼中等待放榜的时候，令狐楚亦又一次踏上了迁调太原的行程。太原对于令狐楚来说，既是故土，也是风水宝地，他的前半生从读书、入幕直到成名都在这里。此时衣锦还乡，真的将太原当作家乡来悉心治理。
滞留长安的李商隐时刻留意着恩主的消息。每在长安多感受一分的冰冷，他便多萌生一分投奔太原的心。在写给令狐楚的信里，他劈头便称道太原“风景恬和，水土深厚”，那恬和的分明是幕府里的往昔，深厚的分明是令狐楚的情谊。他是诗人，天性便不是为功利奔忙的名利客，却不得不在命运的胁迫下与卑劣的世俗竞技。在这名利场上，他这天生的盲聋者究竟如何才能胜出呢？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胜出，因为他已经承载了太多的期待，而他自己再也不愿回到佣书贩舂的生活里去。他已经拥有了过人的才华与丰赡的学识，亦已经遇到了平常人终生难遇的贵人，他究竟还欠缺什么呢？
该有的他已拥有，不该有的他也不曾漏掉。是啊，一个人的命里有贵人，也难免会有小人。如果说令狐楚就是李商隐的第一位贵人的话，那么贾毫无疑问地要算李商隐命运中的第一位小人。贾三度主持进士科举，三度将我们的诗人黜落榜下。
抛开成见，公平地来想，就算没有贾从中作梗，科举对于李商隐怕也不是一件易事。都说唐代以诗赋取士，似乎诗写得好、文拟得佳就足够了，实则不然。即便抛开人脉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则是切切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政治上的分寸感。换句话说，在答卷的时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该说的说到几分，不该说的避到多远，这些都是绝不能犯错的。
因为唐诗的缘故，今人只看到了诗赋在唐代科举中的重要性，其实除了诗赋之外，还有帖经和时务策要考。所谓时务策，顾名思义，是要对当时的政治现状提出分析和意见，而进士科的时务策要考五道之多，远远不是诗赋的分量可比的。
那么，时务策难道是敦促考生们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展示政治见解的舞台吗？——既是亦非，如果你想考中功名，就必须摸清整个王朝的权力格局，摸清所有的雷区和火线，然后小心翼翼、处处避忌，在模糊而窄小的安全范围里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华。所以这样的考试，需要的是市侩的机心，排斥的是诗人的赤诚。
对于李商隐而言，前车之鉴近在眼前。就在几年之前的太和二年，长安考场上曝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昌平考生刘蕡应考制科，时务策的论题竟然是宦官乱政。这个问题堪称敏感中之最敏感者，人人心知肚明，人人缄口不言。中晚唐政局以宦官、藩镇、朋党为三大痼疾，而在这三者之中，人们宁得罪朋党，不得罪藩镇，宁得罪藩镇，不得罪宦官。刘蕡一介书生，却勇敢地触犯了这个最大的敏感词，于是任他如何文采飞扬，任他如何有真知灼见，那些老于官场的考官怎可能让他及第呢？
刘蕡落第，物议嚣然，同科及第的李郃甚至对人说：“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刘蕡赢得了人们的钦佩与同情，而付出的代价是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这段算不得往事的往事，李商隐是深深知晓的。日后他将有幸结识刘蕡，并结下真挚的友情。而此时滞留长安的他，作为刘蕡的仰慕者，纵然没有刘蕡那般破釜沉舟的勇气，亦不得不在前途与良知之间求得某种微妙的平衡。而他毕竟是一名诗人，毕竟不可能将真诚全然掩住，毕竟从骨子里是属于刘蕡一党的。那些老于官场的主考官，从李商隐的考卷上不难嗅出这种令人不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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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
秋风动地黄云暮，归去嵩阳寻旧师。
——李商隐《东还》
这首《东还》是李商隐又一次落第之后的叹息。在接二连三的挫折中，他终于有些惶惑了，不禁怀疑自己当初预选的这条人生轨迹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应该回到玉阳山去，自己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用世之才，这许多碰壁的经历是不是命运要自己改弦更张的某种提示呢？
当年轻与挫折相加，等号后面往往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在任何时代都不例外。选择永远是人生中最纠结与苦恼的事情，因为当下总会患得患失，事后又总会悔不当初。
于是，人们用龟甲和牛骨向祖先神灵寻求预言，用蓍草排演八卦，还有望气风角、四柱八字、阴阳五行、占星、堪舆……人们发明了数不清的占卜技术，其实归根结底，无非是要在迷茫时为自己的某个抉择寻找某种或许坚实可靠的依据，以坚定自己决断时的意志罢了。
此时的李商隐是迷茫的，他或许会想起当年走下玉阳山时写给同修永道士的那首诗：“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永道士依然在玉阳山上继续着仙旅，自己若是当初不曾下山的话，道术的修行该会和现在的永道士差相仿佛吧？当初写诗作别时是何等的潇洒与坚决，而今难道真要拖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走上那条细如丝的阳台白道吗？而今终于知道，山下虽然看似一马平川，看似通衢大道，其实比那条阳台白道更窄亦更崎岖。
但这还不是最难走的路。世上道路万千，回头路从来都是最难走的，所以这世上有多少人就算明知走错，也要咬紧牙关一错到底。李商隐后来写过太多仙道题材的诗，但再也没有了怀恋，反而处处显示出与仙道的决绝，仿佛刻意如此似的。唯其如此，才能在偃蹇流离的仕途中证明给自己：当年弃仙道而入凡尘是一个何等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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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及第与否，总有令狐楚的幕府可以栖身，可以在栖身中等待将来的机会。李商隐毕竟还能够这样冀望，但世事的变迁永远超乎凡人的逆料。太和七年，令狐楚再次接到调令，这一次是由太原回到长安，在中央政府担任吏部尚书的官职。
吏部尚书，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部长，主管人事之任免升黜，这是一个虽有大权却敏感得令人如履薄冰的位置。但这些要紧处只与令狐楚有关，与李商隐无关。真正与李商隐有关且关系重大的是，吏部尚书不同于节度使，没有开府的自由，也就是说，令狐楚从此无权再自行辟用幕僚了，依旧是一袭白衣的李商隐必须另寻一处栖身之地才行。进无可进，退无可退，这是何等彷徨的境地啊。
幸好，在彷徨不久之后，李商隐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郑州刺史萧浣。
回归故里的李商隐受到新任父母官郑州刺史萧浣的器重。对于李商隐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的一年；而对于萧浣来说，这一年绝对算是流年不利。这一奇异的机缘，要归功或归罪于李德裕，正是因为他的入朝拜相，才使萧浣从长安被贬到郑州。
那是太和七年，唐文宗正在为朋党的事情伤透脑筋。
作为群居生物的一种，结党营私实在是人类的天性；就人类个体来说，总会有一种成为某组织之一员的强烈冲动，孤立的人从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朋党势力的增强永远意味着皇权的式微，这当然是皇帝不愿容忍之事。当然，宦官擅权与藩镇割据同样削弱着皇帝的控制力，然而孱弱的皇帝如果有心振作一下的话，朋党问题虽然恼人，终归是三大痼疾中最易对付的一个。
精明的朋党人物总会小心地掩饰自己的朋党身份，毕竟暗中做事和闷声发财更适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但总有一些人喜欢张扬，将种种原本见不得光的事情做得大张旗鼓，唯恐别人不晓得自己的声势。时任给事中的萧浣正是这样的人，他是牛僧孺、李宗闵一党的骨干分子，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大批牛党实权派，他们手眼通天，只要打通他们的关节，无论科举及第还是升官调职，无不如意。
萧浣等人实在做得招摇了些，以至于唐文宗决意启用李党党魁李德裕来压制一下牛党的气焰。李德裕拜相之后，不负皇帝厚望，将牛党骨干一一贬出朝廷，萧浣被贬为郑州刺史正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资治通鉴》称“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李德裕借着这个机会，将自己素来看不惯的一些朝臣从京城排挤到地方。世事祸福相倚，全然未被大人物放在眼中的李商隐，竟然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从这一场“神仙打架”里获得了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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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
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
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
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李商隐《题僧壁》
这是李商隐题写于寺院墙壁上的一首七律。
寺院不详何寺，题诗不详何时，从诗风与诗意推断，应是年轻时借佛事感慨世事的作品：在修行的旅途上，有多少前贤付出过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佛理至深至奥，大处包藏须弥，小处可容芥子，变化万千不可揣摩，一如世事无常。
颈联写得最美，“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传说海里的珍珠和天上的月亮一同圆缺，每到月圆之夜，也就是珍珠最晶莹的时候，而在蚌胎未满之际，正是新月未圆之时，尚未成形的珍珠遥遥感应着新月，憧憬着月圆时候的圆满；松树的树干上流溢出来的脂液在亿万年的时光中慢慢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琥珀，而在琥珀成熟的时候，那株松树早已腐烂了不知多少个世纪，只余下深沉而无可释怀的忆念而已。过去、现在、未来；旧恩、新遇、前途……心中所有的动荡与纠缠仿佛都在这两句诗里被说尽了。
当萧浣将郑州刺史的大门为李商隐打开的时候，这颗未满的蚌胎是否感应到新桂的知遇，对前途又升起了新的憧憬？而在这艺业已成、只待机会的关键，他又是以何等心情忆及佣书贩舂的日子、随族叔学艺的日子、玉阳修道的日子以及初入大千世界的日子呢？
萧浣极赏识李商隐的才华，但他只是一州刺史，没有辟用僚属的资格，哪怕再中意的才俊他也无法收留。于是，萧浣将李商隐引介给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崔戎。事有凑巧，崔戎算起来还是李商隐的重表叔，虽然血缘甚远，但毕竟也算沾亲带故。于是，李商隐幸运地等到了人生中的第三位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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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戎并非因为亲戚之谊，而是因为对才华的赏识以及萧浣的力荐才厚待李商隐的。他不但将李商隐聘为僚属，给了他一份待遇优渥、前景光明的工作，还像当年的令狐楚一样，亲自指导李商隐的骈文写作技术。
崔戎带给李商隐的，岂止是实质的援助，还给了他又一个成功的榜样：崔戎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博陵崔氏，在极重门第的唐代，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背景；崔戎举两经登科，但弃京官而入幕府，在幕府建功立业之后重新入朝任职；并且，崔戎也是一代文章名手，他所拟撰的文件很为时人称道。
李商隐先后得到令狐楚、崔戎这两大骈文宗师的指点，普天之下还有几个人能有这般的幸运呢？崔戎似乎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未来之星的影子，他悉心地栽培他，用力之勤不在令狐楚以下。李商隐亦倾力回报，施展全副本领替崔戎撰写公文表章。这不仅仅是对知遇之恩的报偿，不仅仅是对本职工作的尽心，更是攀登更高舞台的一份努力，因为他的文字终于有了直达圣听的机会。当年，在太原幕府从掌书记做到判官的令狐楚，不就是凭着公文表章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吗？
是的，虽然今天我们如痴如狂地赞叹李商隐的诗歌，但对于当时的李商隐而言，诗歌只是副业，骈体公文才是主业——不仅是主业，更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负的本领。
李商隐在华州幕府所写的公文有几篇幸存于世，我们不妨看一篇《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看看这位年轻诗人、这位尚无功名在身的基层公务员在上达天听的机遇里，是如何表现自己的：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进奏院报，以圣躬痊和，右仆射平章事臣涯等，奉见圣躬讫。社稷殊祥，生灵大庆。臣忝分朝寄，四奉国恩，无任抃舞踊跃之至。
臣闻：天，普覆也，应运而健若龙行；日，至明焉，有时而气如虹贯。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迹迈至明。思宗社之灵，惟德是辅；念蒸黎之广，以位为忧。求衣未明，观书乙夜。寿域既勤于跻俗，大庭微阙于怡神。是以自北陆送寒，暂停禹会；及东郊迎气，爰复尧咨。四海方来，百辟咸在，六幽雷动，万寿山呼。
惟臣独以一麾，载离双阙，犬马之微诚空切，鸳鸿之旧列难阶，提郡印而通宵九惊，对使符而一食三起。今幸已俗臻殷富，年比顺成。伏惟稍简万几，以迎百福。托燮调于彼相，责绥抚于列藩，承九庙之降祥，副兆人之允望。臣某不胜慺慺慊慊之至。谨差某奉表陈贺以闻。
这篇奏表是以崔戎的名义向唐文宗问候病情的。太和七年十二月，文宗突然中风失语，权宦王守澄推荐郑注进京治病。翌年正月，郑注的医药小见成效，文宗终于可以勉强支撑着身体在太和殿接见近臣了，但毕竟神情耗减，不复当初。
皇帝病体小瘳，群臣循例道贺，所以这样的奏表难免陷入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几乎可以用模板去套，要写出新意与文采实在是难上加难的。常人写作，写自己的感情时往往能够超出一贯的水准，一旦超出这个范畴便难免力不从心，遑论要写好一篇公文了。而职业高手如同演员，有能力扮演许多类型的角色，从容驾驭一些令自己无动于衷的题材。要想做一名像令狐楚和崔戎那样的胜任骈体公文的职业高手，李商隐所要跨越的最难的一关并非技巧，而是心理素质，是对乏味与恶心的容忍度。
我们往往以为一人对世事的包容度仅与脾气有关，脾气越是温顺柔和，便越能遇方则方、遇圆则圆。不过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随和与否当然跟脾气有关，但决定一人对世事的包容度的，是一人心地的纯粹程度。灵魂中杂质越少，越对社会乱象无从理解，也就越难于委曲求全。
试想一下，要一个简单明快的人，以天赋的生花彩笔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折辱？即便是一名心识高远的作家迫于生计去迎合世俗大众的庸俗趣味，所做的牺牲也远远逊色于此。
对于名利场的投机者而言，恭维话只是言不由衷的口头禅罢了；对于天生的诗人而言，凡有所言必须由衷，必须出于灵魂，而在一切不得不言不由衷的话里，恭维话从来都是最难出口的，习惯于阿谀与屈膝的人不会懂得这种苦楚。
李商隐一定是掌握了某种可以暂时封闭感情的本领，所以他才能在太和八年正月，在皇帝大病初愈的当口，认真写好了平生第一篇能上达天听的文字。
假若我们就是唐文宗身边的近臣，被要求以最简捷的方式向皇帝转述这篇奏表的内容，那么这篇三百多字的文章完全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崔戎问候陛下。”这六个字就足够了，再添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人人都晓得这个道理，但人人也都知道，六个字便足以表述清楚的意思此时此刻必须用长篇大论来写，不仅要写得华丽、妥帖，还要写得真切、动情。历史上有多少官样文章，归根结底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于是，李商隐为了表达这样一个简单至极的意思，以令人惊骇的经典熟识度广征博引，既炫技又刻意写得收敛，在骈四俪六的精工对仗里小心翼翼地施展毕生所学。
文章的第一段是个引子，以崔戎的口吻说：“今月某日，得本道进奏院报，以圣躬痊和，右仆射平章事臣涯等奉见圣躬讫”，本月某日，微臣从本部门的驻京办事处得到消息，陛下病体初愈，接见过宰相王涯等人；“社稷殊祥，生灵大庆”，对于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臣忝分朝寄，四奉国恩，无任抃舞踊跃之至”，微臣不才担任朝廷委任的官职，四度得到提拔，对陛下不胜感激，所以听说这个消息后忍不住鼓掌跳跃，兴奋之情不能自已。
文章从第二段开始进入华彩的铺陈，简直令人屏息：“天，普覆也，应运而健若龙行；日，至明焉，有时而气如虹贯”，以天、日分别比喻帝王（语出《易经》《战国策》）；“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迹迈至明”，意思递进一层，说天、日尚不足以喻至尊，帝王之尊犹在天、日之上；“思宗社之灵，惟德是辅；念蒸黎之广，以位为忧”，说帝王地位之尊贵，一是因为德行至高，受到上天的辅弼，二是因为万民拥戴，帝王不以帝位为乐，而以天下为忧（语出《尚书》《汉书》）；“求衣未明，观书乙夜”，皇帝天色未明便要披衣临朝，夜已二更仍在读书不辍（语出《汉书》《东观汉记》）；“寿域既勤于跻俗，大庭微阙于怡神”，皇帝虽有长寿之福，但也不妨将政务暂时搁置，以怡养心神为上（语出《汉书》《列子》）；“是以自北陆送寒，暂停禹会；及东郊迎气，爰复尧咨”，所以在去年十二月里不曾举行朝会，今春圣体小瘳，又开始接见群臣（语出《左传》《礼记》《尚书》）；“四海方来，百辟咸在，六幽雷动，万寿山呼”，见到圣躬无恙，天下四方响起雷鸣般的欢腾声，无论百官还是百姓，一同高声向陛下祝福（语出《尚书》《汉书》）。
第三段转而讲述崔戎自己：“惟臣独以一麾，载离双阙”，臣下我出任地方官，离开了中央朝廷（语出颜延之诗、《史记》）；“犬马之微诚空切，鸳鸿之旧列难阶”，因为不在陛下身边，故而难效犬马之劳，拳拳之心无处表达（语出《史记》《剧秦美新》）；“提郡印而通宵九惊，对使符而一食三起”，臣下赴任之后，不胜忐忑惶恐之至，唯恐辜负陛下的期许（语出《后汉书》《吕氏春秋》）；“今幸已俗臻殷富，年比顺成”，今年幸而微臣治下年丰谷熟，百姓殷实（语出《礼记》）；“伏惟稍简万几，以迎百福”，故而恳请陛下宽心，稍稍减少一点操劳，好生将养身体（语出《尚书》）；“托燮调于彼相，责绥抚于列藩，承九庙之降祥，副兆人之允望”，朝廷政务可以让宰相多分担一点，边境军务可以让节度使多用心一点，请陛下安心将养，这才是历代上皇与万千百姓一致期望的（语出《尚书》）；“臣某不胜慺慺慊慊之至。谨差某奉表陈贺以闻”，微臣以无上的挚诚，差遣使者某某向陛下呈递这份贺表。
这样一篇奏表，的确称得上言辞偶俪、用典丰赡。老套的官样文章能写到这般水准，真的比那些情真意切、有感而发的篇什难上百倍。若比照他的两位骈文老师：崔戎的文章《全唐文》仅存一篇，议论税收事宜，通篇数字，无法作比；令狐楚的文章传世较多，那些曾令时人称赏的诏书敕令在今天看来质直有余而华彩不足，读来却有黄钟大吕之声。单以文采而论，李商隐出道时的表章绝不在令狐楚的成名作之下，但是，假如令狐楚可以对这篇《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给出意见的话，他一定会说，李商隐实在有些用力过度了。
这文章里的才情实在太过逼人，以至于这位作者怎么看都只能成为一名文士，注定与达官的位列无缘。
处世尚浅的李商隐哪能料到这一层？在华州幕府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定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朝廷的回音吧——圣上是否读过了他的文章呢？是否生出了他所预期的眼前一亮的震撼呢？那些九霄云上的王公大臣是否正在议论着崔大人的这篇奏表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他是否因此而有了叩开长安城里重重宫禁的新机缘呢？
一切都是未知的，但也是可以预期并值得期待的。这，就是年轻的好处。
10
遗憾的是，什么消息都没有传来。
这是所有官样文章的共同命运：写的人必须认真写，看的人却从来不会认真看。所有人都假装这些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所谓精神受到了最为郑重其事的对待，然而所有人同样心知肚明的是：唯一重要的只是姿态而已，别无其他。
你若是和李商隐一样，是这个竞技场上的新手，当你那快要燃烧起来的热情忽然落空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做出了错误的期待而已。接下来，姿态还是要照摆，事情还是要照做，需要改头换面的只有自己的心态。
很多涉世不深的人都倒在这道关卡上，闯关而过的人只有两种：一是足够灵敏与沉着的，二是足够迟钝的。幸或不幸的是，李商隐显然属于后者，最终一世消磨在骈体公文里，从来不曾搞清楚那些漂浮在文章以外的文章要诀。
李商隐始终都在，亦始终只在磨炼文章。在这篇《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里，用典之丰赡，即便在见惯了骈四俪六的唐人看来都要瞠目结舌。不，不只是普通的唐代文士，就连崔戎这样的文章老手亦叹赏有加。
在李商隐文名渐盛之后，唐人甚至不相信他有如此才华与学识，于是编派出了“獭祭鱼”的故事：李商隐随令狐楚学习骈文，在俪句对偶方面和老师差相仿佛，只是文辞还要繁缛很多，这是因为李商隐在撰文之时总会海量地检阅书册，以至于各种书册堆满桌案。而水獭在吃鱼之前总要先把捕获的鱼儿在石头上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仿佛祭祀一般，这就被称为獭祭鱼。李商隐书桌上堆满资料典籍的情景，就像极了獭祭鱼。
晚唐写这种秾丽繁缛型的文章，以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最是知名。巧合的是，这三个人在家族同辈里的排行都是十六，故而时人将这种文风称为“三十六体”。
其实今天的学生们准备论文，几乎人人都是獭祭鱼的风格，各种原始文献、研究专著、相关论文何止摆满一桌。一个人越是獭祭鱼，说明他的写作态度越是严谨。尤其是文科生，谁也不可能仅凭头脑便掌握如此海量的文献。所以在很多时候，头脑要做的不是记住那些成群成片的知识，而是形成一套完善的索引，当遇到某个问题时，这套索引会提示你该到哪里去查阅哪些材料。
但是，比起饱受知识爆炸之苦的今人来说，古人一般是只凭记忆的。饱学宿儒们著书立说，凡有引述，常常都是直接从记忆里调出，而不会找到原始文献来查阅或核实。而记忆毕竟不很可靠，于是以今人的学术标准来看，古人的治学为文实在不够严谨。这就是古今的一大区别，古人所讥讽的那种獭祭鱼的作风，在今天看来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那些认为李商隐有獭祭鱼作风的人，想来只是自身水平不及，故而以己度李商隐。他们不敢相信这世上真有李商隐这般才高学富的人，于是当他们看到那些才高学富的文章，难免会武断地认为，除了獭祭鱼这样随手翻查资料的写作方式外，再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完成如此旁征博引的作品了。
太和九年，二十三岁的李商隐在诗中回顾华州幕府的这段生活，说崔戎“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显然李商隐之所以受到崔戎的欣赏，不是因为他有翻检故纸堆的超人耐心，而是因为他的才华当真横溢而出，使他可以倚马千言、文不加点；至于那些庞杂无垠的经史子集、辞章掌故，他正是因为烂熟于心，才可以信手拈来、恣意取用。若非如此，以文章翰墨闻名于公卿的崔戎也不至于“疑我读书倾五车”了。
11
风格即人。尤其对于一名诗人来说，正是风格而非其他因素使他的形象能够在公众视野里牢固地确立下来。在华州幕府的短暂时光里，年轻的李商隐完成了自己一生文风与诗风的最后确立。
风格即人，秾丽繁缛的不仅仅是李商隐的骈体公文，亦是他本人，因此亦是他今后全部的诗骨。有人评价李商隐的诗风说：“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这话没错，百宝流苏也好，千丝铁网也罢，绮密瑰妍有余而实用性不足。在古代诗言志的传统里，诗一定要“有用”才行，要么于心有裨，要么于世有补，怎能为美而美呢？
无奈李商隐天生就是一个耽于绮美的人。美，对于常人而言只是点缀，于他则是阳光、水和氧气。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近代英国唯美主义者这些大逆不道的口号，早在中国的唐代就已为李商隐不露声色地遵行过了。
唯美主义的极致只讲求形式之华彩而无所谓内容为何，世俗中所有美丑善恶的标准对于唯美主义者来说都是不起作用的。正如哲学上“道”无所不在，美学上“美”亦无所不在；哲学有所谓道在屎溺，屎溺又为何不可以入诗呢？
人们总以为《锦瑟》《碧城》以及诸多《无题》是李商隐唯美诗歌的典范，但那只是典范，而非李商隐个人风格的极致。若论极致处，不甚知名的《药转》才是最为当之无愧的一首：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首句点明位置：厅堂之北、画楼之东，也就是整座宅邸的东北角上。不过是叙写方位而已，“郁金堂”与“画楼”这般明媚馥郁的字眼给人以缱绻的想象。次句所谓“换骨神方”，传说仙家有“六年易筋，七年易骨”的灵丹妙药，“上药”即上等药物，“通”是通畅的意思。
颔联描写诗人当时所感受到的风露，一“暗”一“偏”，暗示诗人当时所在的位置是既褊且狭的。露气、风声、青桂、紫兰，样样都清雅得紧。如此美景，只应与梦有关，与爱情有关，与知己有关。谁也想不到，诗人接下来安排了那么“惊世骇俗”的内容。
颈联是一对倒装句，正确的语序是“未必输孙皓长筹，何劳问石崇香枣”。这里连用两则典故：三国时期，吴国在都城建业的后园里偶然挖出了一尊佛像，吴主孙皓素不信佛，故意将佛像置于厕处以放置厕筹。四月初八浴佛节，孙皓变本加厉地尿于佛像头上，不久阴处肿痛难耐。诗中“长筹”即厕筹，是用竹片砍削打磨成的刮板，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手纸。对句用晋代石崇的典故：石崇生活奢靡，厕中有婢女数十人。婢女身披绫罗，手持漆箱，箱子里盛有干枣，供人如厕时塞鼻之用。有一次大将军王敦在石崇家做客，如厕时见到箱内有枣，径自取来食用，婢女们无不掩口讥笑。尾联写诗人通泰归卧，在舒畅的感觉中忆事怀人，并且觅得佳句。
诗句又是偶俪，又是用典，典雅而暧昧，很有几分迷离恍惚之美，然而这首诗描写的主题着实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服用通便药物后的一次如厕经历而已。以秽物入诗，且入得如此妥帖而不俗，在整部古典诗歌史上，仅此一例。
所以前辈注家往往不肯相信，非要舍近求远地探索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深意，这只说明了李商隐越过自己的时代有多么远。其实以秽物入诗，在现代诗坛上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早已熟悉了波德莱尔和叶芝，但谁能想到我们会在千年之前的唐朝，寻到如此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意味的诗歌？
当然，这样的诗过于前卫，或者说过于实验性，所以注定不可能流传。从来都是中庸最易于流行，从来流行的物事都跳脱不出中庸的审美，比如白居易那些连无知老妇都能读懂的诗。
李商隐不是疏狂恣肆的人，他那些极端的诗歌实验，只是在自己小小的天空里飘忽闪耀的吉光片羽罢了。他必须去做一名入世的人，所以他得慢慢学会如何隐藏自己，如何迎合主流审美趣味。对于藤蔓一般的人，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对于劲竹一般的人，天性是自己最大的阻力。在失眠的夜晚，李商隐大约也感叹过，除却老师的提问、科场的考试，原来人生还有太多难题。
学生时代我们频频祈祷快些毕业，让考卷、习题和分数通通见鬼去吧。毕业之后，踏入世界疯狂的旋涡，遭遇太多误解和无解之后，才开始怀念那段每道难题都有正确答案、每场竞争都有监考老师的清澈岁月。
12
年轻往往和朝气、希望、蓬勃这些词联系在一起，属于同一个集合。即便是天性僝僽而敏感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总还不失几分朝气。没错，在年轻的时候，一点微渺的希望就会使人迅速忘记刚刚仿佛灭顶之灾似的打击。除了死亡，再没有什么能够彻底扼杀年轻所专属的生命力。
无论是科举的屡试屡败，还是颂圣奏表的石沉大海，所有灰色的情绪都被萧浣的礼遇与崔戎的激赏涤荡无迹。既然年轻，总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有大把的气力可以消磨。想来天子龙体违和，就算勉强接见一下近臣，总不会还有更多精力去读来自全国各地的每一封奏表吧，何况要想在所有大同小异、充满陈词滥调的奏表中独独注意到来自华州的华采辞章，也实在太为难天子了些。即便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也会在倦怠和腻烦的惯性里将华州的文卷不经意地忽略过去。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生花妙笔业已练就，总会有下一个机会留给自己。
李商隐的骈文技巧日臻化境，所谓獭祭鱼的风格越发凸显，而他的诗，也越发如他的文章一般骈俪绮美。文与诗的唯一区别是：他把文章留给了理性的自己，留给了努力迎合世人期待的自己；他把诗歌留给了感性的自己，留给了私密的、掺不得半点虚伪的自己。
年轻的朝气，骈俪的格律，丰赡的典故，同时兼备这三者的诗歌在李商隐的作品里着实不多，只有《牡丹》等寥寥几首。因为他最终选择了用后两项特色来更多地抒写缱绻与企慕，吟咏沧桑与怆痛，青春即将成为李商隐所有奢侈品里最高端的一款。
任是如何卓尔不群的人，在青春时代亦不会对所有的潮流与时尚一概拒绝。唐人狂爱牡丹，李商隐就是在这样一个已被前人与时人写滥的主题里，写下了足以为全唐牡丹诗压卷的杰作。而这首《牡丹》风格之鲜明，已经足以令人甫一读诗便笃定作者为谁：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李商隐的诗之所以难于流行，是因为它对读者的要求过高，不仅要求读者有副柔软温暖的心肠，方能体会到李商隐百转千回的思虑和心绪；还要求读者与诗人拥有同等程度的阅读量与知识储备，否则单是典故一关便迈不过去。许多情意被李商隐掩埋在典故之下，读者用头脑破解典故之后，心肠才能派上用场。
《牡丹》短短八句，且仅仅是咏物，就用到了六则典故，且并非众人耳熟能详的典故。首句是用孔子见南子的故事：南子是乱政之君卫灵公的夫人，春秋时期著名的艳女，声誉一向不佳。她多次约见孔子，孔子辞谢不得，只得赴会，隔着一层锦帏向南子行稽首之礼，南子自锦帏中答拜，环佩玉声璆然，令人怦然想象帏幕中的风光。李商隐替南子卷起了这层锦帏，但只是“初卷”，稍稍揭开美丽的一角而已，以这无限春光幽幽乍泄比喻牡丹初绽时的明艳。
第二句用鄂君子皙的故事，前文已述，这里是以越女身上五彩斑斓的披风形容牡丹花瓣的雍容层叠。世间斑斓的物件甚众，能够用来比喻牡丹华美的物件多了去了，而诗人偏选了这样一件有故事的披风来形容牡丹。正是有了故事，风情全出。
三四句形容牡丹随风摇曳的媚态，虽未用典，却用到唐代舞蹈的术语。所谓“垂手”是一种舞姿，古人记载说“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郁金裙”是指熏有郁金香料的舞裙，而非郁金香颜色的裙子。古代诗词里常见的所谓郁金，与今天的郁金香毫无关系，不是花朵，而是一种外来的香料，汉译佛经译为茶矩摩。由于茶矩摩稀有而昂贵，人们常以较廉价的红花、郁金来代替，在名称上便发生了混淆。真正的郁金是一种姜科植物，被用作香料和药物。至于诗词里常常提到的郁金香，是指郁金的香气。我们今天概念中的郁金香花传入中国尚不过百年的历史，古人并没有这份眼福。
第五句用石崇的典故：石崇是晋代首富，平生最喜炫耀奢华，厨房里不用柴火，而是用精美的蜡烛烧饭，现实版的焚琴煮鹤恐怕不过如此了。诗句以石家蜡烛比拟牡丹光彩天然，花蕊如烛芯挺拔而出，不劳人工修剪。
第六句用荀彧的故事：荀彧性喜香，常将衣服熏香，每到人家做客，所坐之处接连几天香气不绝，后来人们便以“荀衣”“荀香”或“荀令衣香”来比喻人的风流倜傥或花的异香扑鼻。诗中“可待”即“不待”，是说牡丹的香气天生浓郁逼人，不待香料熏染。
第七句用江淹的故事：江淹是南朝的文学大家，某日他在冶亭留宿，梦见一位老人自称郭璞，对自己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那里很多年了，现在应该取回来了。”江淹向怀中探去，果然摸出一支五色笔，还给了老人。从此以后，江淹所作的诗歌再也没有佳句，故而后来才有了“江郎才尽”这个成语。
第八句用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的故事：宋玉陪同楚襄王嬉游于云梦之台，望见高唐之观上笼罩着特殊的云气。楚襄王甚觉怪异，宋玉解释道：“这就是所谓的朝云。当年我们楚国的先王也曾来高唐游玩，在倦怠中小憩，白日入梦，梦见一名女子自称巫山之女，自荐枕席，先王便宠幸了她。女子告别的时候，说自己住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先王在第二天清早向山上望去，果然见到一种奇特的云气。感叹之下，先王为那女子立庙设祭，名为朝云。”
诗的前六句写尽牡丹的情态香色，而在最后两句诗里，诗人自己竟跳入了牡丹的世界中，相当自负地说自己在梦中得到了郭璞相授的五色笔，世间还有谁的文采及得上自己呢？自己要用这支五色笔在牡丹的花瓣上题写最美的诗句，打破人神之间的阻隔，寄到巫山神女的手上，让她看到自己的才华，读懂自己灵魂隐秘处的倾慕。
年轻的诗人并非立志做一名爱情歌手，而是在美人香草的诗歌传统里，以示爱的语言比喻对理想的执着求索。在牡丹盛开的繁华世界里，一个自负文采无敌的年轻人，渴望以这份文采铺就所有的进身之阶，在璀璨的未来里尽情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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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是秦岭之余脉，绵延数百里，从京城长安绵延到华州之南，在唐代既是隐修的圣地，又是做官的捷径。崔戎和令狐楚都是眼光长远的人，栽培人才从不急于一时之用。
崔戎既有心栽培李商隐，便必须帮他通过仕途上的第一道关卡，即李商隐已经屡战屡败的进士举业。为了能使李商隐安心应考，崔戎特地将他送到终南山的一座佛寺里，不再给他安排任何幕府冗务。
李商隐后来在《安平公诗》里回忆崔戎对他的器重说：“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放两衙。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留语则从清晨直至日暮，送行则以刺史之尊亲至城外，器重与赏识至此，无以复加。
太和八年三月，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崔戎在幕府僚属的簇拥下特意登山探望李商隐，随行还带来了美酒佳肴，毕竟佛门也要为官府破例：“三月石堤冻销释，东风开花满阳坡。时禽得伴戏新木，其声尖咽如鸣梭。公时载酒领从事，踊跃鞍马来相过。”
在这宾主尽欢、契阔谈宴之际，仰望山寺楼台，仿佛高接霄汉；从山巅俯视大地，地上的房屋树木宛如粒粒微尘。在经声梵呗之间，恍惚那寺院里初开的繁花便是从天散落的雨花，这正是“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面热脚掉互登陟，青云表柱白云崖。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
那段日子里，还有“仲子延岳年十六，面如白玉欹乌纱。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那是崔戎的两位公子，尚在少年的崔雍、崔衮兄弟。李商隐与他们交游，颇有几分当初在令狐楚幕下与令狐绪、令狐绹兄弟同游共学的味道。这样的日子，没理由不用诗歌来怀念。
多年之后，李商隐途经长安郊外的骆氏亭，在无眠的雨夜里深深地思念起崔雍、崔衮兄弟，写下了“留得枯荷听雨声”这一刻骨伤心的句子：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枯荷”一作“残荷”）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越是神经脆弱、心思敏感的人，越懂得这首诗的力量。《红楼梦》第四十回里，宝玉荡舟兴起，嫌池塘里的残荷碍事，想赶紧叫人拔去。黛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黛玉的伤心不是从阅世来的，而是从骨子里带来的。曹雪芹安排这一处情节，实在是因为“残荷”一句写尽了黛玉的气质。若她是一句诗，必是“留得残荷听雨声”，再找不出任何一个哪怕只是差强人意的句子。
李商隐的伤心却是由阅世而来。在华州幕府的时候，在终南山僧舍的时候，他还无法设想自己将会在迢递重城之外相思，在雨打枯荷的夜晚无眠，他还沉迷在“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的自信与自负里，然后“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将天堂看得忒近，将险阻看得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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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走向成熟要学会很多事情，其中有一项很重要，但往往不被人想到的事情是：如何拒绝别人的善意。每个人都会出于各种缘故而拒绝别人，只是方式各不相同。低智的人总是直言不讳，半点也不顾及旁人的感受；软弱的人总是太过轻易地应承别人，哪怕是违心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但他们往往会对不同的人做出彼此矛盾的应承，把自己逼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幼稚的人总是说谎，在第一时间编造出某个合情合理而不致伤人的借口，而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不使这个谎言败露，必须不断费心费力地编造更多的谎言。
而一个成熟的人，既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会根据理性的考量而非感情的一时冲动或软弱来做决策，还会最小化决策成本，不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折磨里去。这种问题从来都不是容易解决的，而名声渐响、运势渐盛的李商隐很快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御史中丞宇文鼎对李商隐表达了延揽之心。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李商隐必须有所取舍。职业生涯上的取舍问题与感情生活里的取舍一般，最忌讳的就是暧昧，想要左右逢源、两面讨好的人往往都会死得很惨。尤其在那个朋党之风极盛的时代，人人怀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念头，忠诚成为所有素质中最重要的一项。李商隐若想要显示对崔戎的绝对忠诚，就必须以毫无挽回余地的姿态，回绝宇文鼎的邀约。
当然，这完全是一个成熟投机者的理路，李商隐若真如此想，也就不成其为李商隐了。他确实对崔戎怀着强烈的亲近与感恩之心，也确实想回绝宇文鼎的好意，而让他挂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写一封怎样的回绝信才足够得体，既能明确表达自己的取舍，又不至于拂了对方的面子。
李商隐的回绝书信是一首七言绝句，题为《赠宇文中丞》：
欲构中天正急材，自缘烟水恋平台。
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
（句下自注：“公盛叹亡友张君，故有此句。”）
四句诗里用到三则典故，这样密集地用典，完全是律诗的写法，在绝句里极少见。用典在诗歌语言里有一种相当实际的功效，就是使意图变得更加含蓄、委婉。这首《赠宇文中丞》的含义其实再简单不过，无非是谢绝对方的好意，言明自己更愿意留在幕府，并且拜托宇文中丞：您既有延揽人才之心，那么您已故好友张君的公子才是最需要得到汲引的人，请您莫要忘记他。
但是，将这些意思用三则典故包装起来，就显得隽永温柔，使得明确的谢绝不仅是含蓄的，而且是美的，使对方在吟咏玩味中，不能生起一点点被拒绝之后的负面情绪。
诗的首句用《列子》的故事：周穆王时，从遥远神秘的西方来了一个善于幻化的人。他能够凌空飞行，在水火金石中穿行无阻，能够移山倒海，使河流逆行，还能够随意改变物态与人心。周穆王敬之如神、奉之若君，甚至让出正宫与这位高人居住，并进献最好的饮食与歌舞美女。但高人嫌宫室太卑陋，嫌饮食有土气，嫌侍女有腥气，一切举国最佳的东西都只能被他嫌弃。周穆王并不生气，反而为他另造宫室，耗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方告落成。这座新宫倚终南山山势而建，楼台高达千仞，有摩云接天之壮观，号称中天台。“欲构中天正急材”便是以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典故，形容宇文中丞正急于为国家延揽人才。那么，这样可贵的延揽难道是诗人可以拒绝的吗？
次句便是婉拒的意思，用汉代梁孝王的典故：梁孝王是汉景帝之弟，窦太后之少子，与皇室关系最亲，且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得到的封赏不计其数。梁孝王于是耗费巨资营建宫室，最大的手笔便是在王宫和位于平台的离宫之间，修建了一条长达三十余里的空中走廊。这样宏伟而浪漫的工程即使放在今日也足以令众人瞠目结舌，何况在两千年前？不仅如此，梁孝王还招揽天下豪杰，广制兵刃弓弩，所以平台离宫成为当时所有藩王辖区内最为人才济济的地方。李商隐以梁孝王的平台离宫比喻幕府，诗句字面上是说自己留恋平台一带的烟水风光，实则道出对幕府生活的深恋，故而不愿他往。
诗的最末两句，嵇延祖是晋代名士嵇康之子，名绍，字延祖；山公是指嵇康的故交山涛，字巨源。山涛与嵇康都是“竹林七贤”里的人物，交谊甚深，后来嵇康因为傲岸不群的性格，受奸人谗害而死，临刑时对儿子嵇绍说：“只要有巨源在，你就不会成为孤儿。”山涛后来位致显达，长期负责官员铨选，以眼光独到、甄选公允而闻名。凡是山涛举荐人才的奏章，每一份都标有题目，时人称为“山公启事”。在所有的启事当中，有一份便是为简拔故人之子嵇绍而作的，称嵇绍平简温敏，有文思，晓畅音律，荐以为秘书丞。后来嵇绍亦没有辜负山涛的举荐，成为国之栋梁，最后从容死节，名入《忠义传》。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名句“为嵇侍中血”，说的就是这位心地高洁的嵇绍。
于是，“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以山涛比宇文中丞，以嵇绍比宇文中丞亡友张君之子，这既是极大的恭维，亦是得体的礼让。这首诗的诗艺未必高绝，但诗人的处世之方显然有了几分成熟的味道。年轻人总希望自己能在弹指间变得老练，给人以成熟、得体的印象，但对于那些天真得不可救药的诗人来说，这种心态与姿态毕竟是强装来的，永远不会成为自己的骨中之骨、血中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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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之难，在于一个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不可能预知未来的不测。所以每一次抉择都是和命运的一次赌博，而赌徒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愿赌服输的平和心态。
终南山僧舍里席不暇暖，李商隐便要追随崔戎离开华州，远赴一千六百里外的兖州。以今天的地理来说，这一程是从陕西走到山东，从西部内地走到东部沿海。
崔戎调任兖海观察使，统辖兖、海、沂、密四州，重新辟李商隐为幕僚。李商隐为崔戎撰写谢表，答谢朝廷的任命，说兖海一带“古为诗书俎豆之乡，今兼鱼盐兵革之地”，仿佛这里是文化重镇、经济命脉似的。其实从崔戎的角度来看，无论兖海地位是高是低，这次调任分明是政敌将自己逼出权力中心，并且一去就是千里。
对于年轻人来说，远行总能使自己开阔眼界，增长阅历。看一些闻所未闻的风土人情，尝一些家乡绝无的珍馐美味，无论好歹，只要足够新奇，总不失为人生快事。总有一些新奇——哪怕很小，都是值得纪念的。在初抵兖海的一次宴席上，李商隐第一次尝到鲜嫩的竹笋，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奇遇吗？
为了第一次吃到的竹笋，李商隐写了一首分量很重的诗。在唐代的宴席里，诗歌常常沦为为酒肉助兴之物，当然，对于低级僚属、年轻后进来说，这也是展现才华的大好时机。即席作诗，容不得你深思熟虑、字斟句酌，所以苦吟派的诗人注定败阵，只有那些思维敏捷、富于急才的人才会胜出。
而这一回，李商隐并非以急才应付惯例，而是真的有感而发。这首诗题为《初食笋呈座中》：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幼嫩的竹笋刚刚在林中破土而出，这种东西虽然在温暖湿润的南方盛产，在干燥寒冷的北方却是相当珍贵的食材。但是啊，山陵林莽、川泽湖海里已经有了太多的美味，难道就不能放过这小小的竹笋吗？它分明和我一样，也有一颗凌云之心，希冀挺拔直上，有一个不可限量的未来。
比起之前在天平军幕府宴会上写下的《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这首《初食笋呈座中》再无骈俪之对仗与繁复之用典，纯以白描手法写出，在一气呵成中更见自我；而不见了的，非但是他一贯的拘谨，甚至还有他一贯的朦胧与含蓄。
一个人心态越放松、精神越自由，表达方式也就越直接、越有力。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对于芸芸俗子如此，对于天才诗人亦如此。所以这首《初食笋呈座中》是李商隐诗集中难得的一抹亮色，但那字里行间隐隐含有的悲剧意味使这首诗成为李商隐一生的诗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