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商隐在豪门间辗转多年，阅人无数，如何绝妙的檀口翠蛾、纤手细腰、花钗蝉鬓，于他不过是寻常，但王女的美好，终于让他心折。
唐朝多是牡丹一样的女子，热烈奔放得紧，一挑眉一转眸，全是风情；王女不同，王女更像是兰，静静生长于草木泉石深处，散发盎然生意。你从她身边路过，她清郁的芬芳便悄悄漫过你的衣衫，她不作声，你却被她安闲舒适的情绪所感染。她不疾不徐，不慌不乱，她就那样漫不经心地，让你觉得很幸福。
二十六岁的李商隐深深地沉醉在平常夫妻的平凡恩爱里，但他很快发觉，一切快乐都有代价。婚姻的仪式同时也是贷款的手续，在婚后的日子里，还有太多的债务要偿还，还有太多人的期待要满足，连本带利。
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他一个贫寒出身的后生，竟然挫败了不知多少位看似更有资格的竞争者，娶到了这个温婉优雅的女子，做了一方节度使的乘龙快婿。
他明白，岳父不是把爱女嫁给现在的自己，而是嫁给将来的自己。而自己能否成为岳父所期许的那个“将来的自己”呢，他的心里总有几分忐忑。他已经栽过了太多的跟头，他已经明白，在这个绝无公平竞争可言的世界里，只晓得公平竞争的自己究竟能有几分胜率呢？
同僚的猜忌越来越深，这怪不得他们，人之常情而已。但是，种种议论、脸色、刁难和冷嘲热讽都不是一个不失自尊心的人能够承受的。就算你如何努力证明自己，但如果你的每一次升迁都被看作裙带关系的结果，如果你的每一分成绩都给你带来一分误解，增添一分愤懑不平，你的热情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呢？就是这样，当李商隐终于从新婚的甜蜜中醒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娶来的是一个自己娶不起的女人。
妻子不懂李商隐的烦恼。她永远温润如玉，带着盈盈切切的笑，为李商隐缝补陈年的青衫，或是刻意烹调他从未尝过的味道。丈夫送予她的一切，她都连连称好，无论是一首愤世嫉俗的诗歌、一枚昨日落下的花钿，抑或是一支廉价简陋的步摇。闺阁寂寞，她却不怨不闹，自在枯燥的日子里寻觅乐趣：刺绣也好，绘画也好，整理书籍也罢，侍弄蔬菜也罢，每件事她都做得欣欣然；哪怕只是打扫院落、清洗碗筷，她也没有丝毫不快。这样的随遇而安，即使风流名士也未必能做到。
自小生活幸福的人，成年后比较容易满足，更能抵御世人的冷眼或社会的打击，因为拥有幸福童年的人，心中满满的都是爱和安全感，他们不需要很多东西来证明自己富足。而从小生活艰辛的人，成年后在感情和金钱方面往往更显贪婪，只因他们需要很多东西为灵魂填空；即使再也不能回到童年，童年时的饥饿感也会纠缠他们一生，逼迫他们争取更多的爱、更多的安全和更多的钱。
李商隐当初没有看错，妻子的确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一直幸福，所以轻易就满足。但他必须证明自己，证明自己配得起妻子的诸般美丽，配得起岳父的青眼有加，所以他必须离开泾原，必须在妻子的裙带之外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不愿离开妻子一天，但是，为了获得与妻子长相厮守、日日耳鬓厮磨的资格，他只能打点行装离她而去许多天。
他以为爱情可以超越门第，爱情的确也可以超越门第，然而这种超越只发生在两个有情人心里；在世人的目光里，他注定会被当作一个攀龙附凤的投机分子。
常有人说，一个人只要做好自己，不应该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然而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别人的眼光里生活，为了改变别人的眼光而改变自己，这就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无法逆转。无论是非对错，这都是注定且无可奈何的事情。
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辞别了供职仅仅一年的泾原幕府，南下长安，参加吏部书判拔萃科考试。
他必须摆脱幕职，必须进入中央政府，必须以朝臣而非幕僚的身份循阶而上，以摸不着的才华博取看得见的功名。世人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管你才高八斗还是学富五车，管你忠孝仁义还是温良恭俭，这些都不在他们眼中，你只能拿头衔和名位说话。要想改变俗人的冷眼，唯一的办法就是取得头衔和名位，无论你用了怎样的手段。
这对于李商隐来说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他只有才华，没有手段，有一些人脉却不愿凭借，那么，唯一能够凭借的东西就只有那飘忽不定、永远令人无法捉摸的运气了。
2
幸好，诗人这一次等来了自己的运气。吏部书判拔萃科考试通过，李商隐被委任为秘书省校书郎，级别是正九品上阶，就在京师长安供职。
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九品芝麻官，且毫无实权，待遇也远远称不上优渥，但诗人为此狂喜不已。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掩饰的人，对喜怒与好恶缺乏自制的能力。之前的种种担忧与不快弹指间烟消云散，他兴奋地抓住了这个新生的起点，忽然忘记了人生与仕途的艰险，想象着妻子的笑靥、岳父的嘉许、幕府同僚的惭愧，想象着未来日子里可能发生的种种美好。从层云乍露的缝隙里透出了一线阳光，他从这一线阳光里想象出了万里晴空。
李商隐的兴奋并非全无道理，校书郎职位虽低，却是清要之美职，是文士将来平步青云的第一步阶梯。如果翰林缺员，需要补选，秘书省校书郎最有机会。一旦入选翰林，便成为天子近臣，从此有宰相之望。
简单如李商隐，一下子忘记了此前的所有坎坷，发现世界竟然如此美好，并且从来都是如此美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玉山》一诗便记录了诗人的这份狂喜：
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
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
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
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
玉山，即传说中的群玉之山，此山阿平无险，周遭山形颇中绳墨，上古帝王以此为珍藏书册的府库。唐人以秘书省地位清高、富藏文书典册，便以玉山比之，《玉山》首联正是形容秘书省的清要与闲逸。
颔联是说得到这个职位实在心满意足，不必更求其他，因为从这里出发便可以攀上天梯，直达帝王身边。颈联祈望君主能给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因为凤凰定要栖息在梧桐树上，有才华的人亦定要寻到适合自身才华的职位。尾联是对秘书省同僚而发，愿各位才子互相扶持，一同在这条金光大道上走得更高更远。全诗五十六个字里，尽是一名仕途新进者的踌躇满志，他那甘苦相杂的所有过去，只一瞬间，便真的过去了。
3
初来小苑中，稍与琐闱通。
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
只知防皓露，不觉逆尖风。
回首双飞燕，乘时入绮栊。
——李商隐《蝶三首》之一
咏物诗从来都有借物寓怀的传统，无论是春花秋叶、粉蝶鸿鹄，在诗人的笔下总会变得物我难分、虚实莫辨，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蝴蝶梦为庄周。李商隐这首咏蝶诗，作于入职秘书省校书郎的三个月后，字里行间的复杂况味哪儿还有《玉山》的潇洒从容呢？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又在感怀什么？
诗中的那只蝴蝶新来小苑，飞进了层层闭锁的宫闱，它有几分幸运，亦有几分忐忑。它生怕花期即将不再，生怕翅膀上如雪一般的蝶粉也将如雪一般飘落、消融。它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清晨的寒露，不承想撞上了逆袭而来的寒风。于是它被寒风摧折，如一片凋零的落叶被狂卷出门，而依依回首时，只见一双燕子翩翩然趁着自己的离去，飞进了小苑的帘栊。
这首诗写的不是蝴蝶，分明是诗人自己。幸运来得太突然，亦太短暂，仕进的狂喜心情尚不见稍稍减弱的时候，仅仅上任三个月的工夫，诗人便被降职调任，从京城长安调到了四百三十里外的弘农县城，从正九品上阶降为从九品上阶，从校书郎降为县尉，从清职沦为俗吏。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只是模糊地察觉到自己似乎得罪了谁。
新来的幸运儿顶替了他的位置，此时此刻，家中的妻子正一脸春风地读着自己报喜的书信吧？妻子向来脱俗，李商隐的仕途光明或黯淡，她都不甚挂怀；但她以丈夫之乐为乐，与丈夫同喜同悲，看着李商隐书信中雀跃的言辞，她必定也为之开怀，不想，快乐转瞬即逝。
李商隐难过的，不仅是自己的远大前程再一次失去着落，还有自己没能力让妻子快乐得长久一点。
4
唐代县制，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弘农县属于七等中的紧县，位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中，倒也算不得一个十分偏僻的去处。只是校书郎为清职，是读书人初入仕途的首选，县尉素来被视为俗吏，要处理数不清的基层杂务，也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仅仅三个月的时间，诗人骤然从喜悦跌入愤懑，从京职外任地方，这样的遭遇对自尊心稍强的人而言，总有一些屈辱的感觉。
生性敏感多情的李商隐远没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当境遇好转的时候，他的兴奋总会溢于言表；但挫折陡至的时候，他的愤懑也总是难以隐藏。他实在看过了太多的不公，亦渐渐明晓了世界的运作，但无论他怎样用理性来说服自己，在理性上看得开的同时，感情上总忍不过。
行至弘农，要不要给妻子报个平安呢，要不要给岳丈大人通个消息呢，要不要给泾原的旧同僚们写几封信札呢？多少不愿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突然堆积在身，折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压迫着他的每一寸呼吸。自己纵可以忍下这口气来，图谋下一次的机会，此时此刻，种种不想交代的交代究竟又该如何交代呢？
人哪，不得不在别人的眼光里活着。人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尊，所谓自尊，不过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罢了。哪怕是偃蹇，哪怕是饥寒，都比别人的冷眼好受。这就是世界的规则，这就是人类的天性，是再多温柔的开导与善意的欺骗都无法改变的。人生，就是这般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
他竟然没有懈怠，他最终接受了这次挫折，勉强给自己注入了些许新的勇气。他终于成熟了一点，为了心爱的妻子，为了岳父的期待与旧同僚们的嫉恨，他必须让自己爬起来才行。县尉的工作也可以是另一个起点，这没有什么，大丈夫赢得起也输得起。
若他不曾成婚，若他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他定不会如此纠结。弘农县尉，这分明也是一个不错的差使，有国家俸禄可领，有升迁的机会可以争取，有全县百姓的尊重，何况这里也算肥沃富庶的中原腹地，离家乡也不是很远。至少，从此有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再不必佣书贩舂，也不必像在幕府里那样，职位会随着幕主的调职或亡故而突然丧失。但情形就这样变了，在爱情与门第中他选择了前者，他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证明自己。
于是，诗人甫一到任，便硬生生地调整心态，准备认认真真地做事。他收起了当世无双的生花妙笔，走访基层、提点刑徒、缉捕盗贼、整顿治安。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样的工作，但仔细想想，就算是真有一天自己可以握着如椽大笔为皇帝拟撰诏书，这些基层的历练也一定会帮到自己的吧。
但他竟然做错了，犯下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容易犯的错误。
5
县尉，主管一县的治安防务工作，打交道的尽是一些窃贼、劫匪、凶犯之类的人物，做的尽是一些与诗歌、文章、唯美主义恰恰相反的俗务。
在诗人所有畏惧的事物里，排第一位的是现实，排第二位的是琐屑，县尉的工作偏偏二者兼备。李商隐以惊人的毅力在现实与琐屑中挣扎，正如一个溺入深水的人用力挣脱着缠在腿上、身上的密密匝匝的水草。
他认真地侦办案情、审讯囚徒，用自幼学来的儒家价值观理解着每一项罪行，然后判断哪些人罪有应得，哪些人无辜被枉，哪些人虽然有罪却情有可原。他甄别一切，忽然感受到这份职务的沉重。在秘书省舞文弄墨，舞弄出来的也许是事关天下苍生的大事；在县城督办治安，事务虽细碎得不值一提，却直面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你轻轻的、绝无任何文采的一笔往往就决定了你面前那个怯生生望着你的县民的死活，也决定了他所有家人的命运。这感觉太令人生畏，一个人怎能就这样轻易地掌握了他人的生死呢？
诗人不由得紧张起来，用自己微不足道的权力为每一桩冤狱平反。他发现法律是如此的混乱，人命是如此的轻贱，他发现这个缔造过贞观、开元、天宝盛世的伟大帝国，在烜赫的宏图大业之下，有多少草民百姓的日子配得上它的荣名与霸业呢？
他做不到更多，只是为无辜者脱罪，为冤狱翻案，履行一名县尉应尽的义务，仅此而已。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工作，偏偏触犯了官场的忌讳，给自己招致了又一次磨折。
6
冤，不是不可以申；狱，不是不可以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条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官场通则：责任要勇于揽在自己身上，功劳要无私地归于上级。
人在仕途，谁都愿意立功受赏，谁都不愿意犯错受罚；奸猾之人还会贪占别人的功劳，推卸自己的责任。同僚之间往往如此相处，但是，在上下级的关系里，规则就发生了变化：李商隐积极活狱，当然会为自己赢得美名与感激，但也彰显了上级官员制造冤狱的恶名；若他有几分精明与狡黠，就会巧妙地将活狱之功归于上级官员，宣称这一项那一项每一项成果都是上级英明，自己不过是奉命办事而已。
这实在是再基本不过的官场行为通则，只有笨拙的李商隐才摸不到门道，当然也就不懂得照办。李商隐的上级，陕虢观察使孙简果然怒不可遏，准备罢免这个不会做官的蠢货。
这一次打击几乎让李商隐情绪失控了，他不请罪，不求情，将满腔愤懑写入一封辞呈。他就是不能接受，为什么自己自幼所学全是圣贤的至理，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朝夕所讲的也是同样的一番至理，而这番至理偏偏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为什么他们实际所奉行的全是与他们所推崇的、宣讲的、教诲的截然相悖的东西？
诗人首次在现实世界里切身地看到了虚伪，触目惊心。官场上的污浊与不平让人生出归隐的念头，让人怀疑为仕途所付出的一切究竟值或不值。《自贶》这首诗就是写于此时的：
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
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
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弃官隐居，过着躬耕自给的日子，给后世文人开创了田园生活的理想范型。史书记载了陶渊明解印辞官之后的高隐，说他“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一边是趋避小心的荆棘仕路，一边是自由自在的北窗清风，究竟哪个才是真正值得追求与拥有的东西，舍后者而取前者究竟是不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呢？
古往今来，陶渊明拥有无数的倾慕者，而真正的追随者寥寥无几。李商隐也只是说说气话罢了，他不可能再过回佣书贩舂的日子，他必须改变家族的窘迫命运，必须让妻子为自己骄傲，让岳丈的期待得到满足，让所有嫉恨自己的人乖乖地闭上嘴巴。至于什么经邦济国、安定苍生，少年时一心为天下的伟愿就放到一边吧，能够被坚持下来的理想从来都是打过折的理想。
辞职只是一怒间的事情，而辞职后去向哪里，又如何解决生计，难道还要回到泾原依靠岳丈大人的接济不成？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肯迈出这一步的，他绝不能容忍自己在心爱的女人面前颜面尽失，连带她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但孙简已被触怒，辞呈也已经提交，退路已断，难道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成？
世事当真柳暗花明，就在李商隐进退维谷的时刻，事情突然出现了谁也意料不到的转机：孙简忽然调任他方，姚合接替了孙简的职位。
开元名相姚崇、宋璟，这是直到今天依然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新任的陕虢观察使姚合就是姚崇的曾侄孙，也是大唐诗歌史上的一位名宿。诗人对诗人总有几分惺惺相惜，姚合才一到任，便驳回了李商隐的辞呈，以诗人而非上级的真心劝慰这个已经诗名在外的年轻才子。
只有诗人才懂得诗人，姚合的这番挽留，李商隐将用一生来感念。
7
因为姚合的挽留，李商隐终于留在弘农，继续着捕盗察狱的差使，而已经冷过一次的心难以再次温热起来。从开成四年到开成五年，远在弘农的李商隐遥聆长安的消息，期待着命运的转机，不期然听到了文宗皇帝的死讯。
文宗驾崩，武宗即位，最高权力的交接少不了阴谋与杀戮来做背景。俗语说“功高莫过救驾”，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存在着一种比救驾更高的功劳，那就是拥立——如果因为你的努力，使一个原本没机会入继大统的人意外地成为皇帝，新皇帝对你该有何等程度的倚重和报答呢？
在文宗病重的时候，不同的政治派系纷纷寻觅自己拥立的对象。这是一场用家族性命做筹码的豪赌，赢家将会位极人臣，输家将被株连九族。在这样的赌局里，赌徒们自然会不择手段，抛弃了一切礼义廉耻，抛弃了一切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尘埃渐渐落定，人头纷纷落地，权宦仇士良成为最大的赢家，成功拥立了武宗皇帝。这不是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是对皇朝继承法的大胆破格。
新皇登极，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上至宰相，下至低级官吏，迅速完成了规模空前的人事大换血。牛党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因为在继统大事上不曾拥戴过武宗，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逐出京城，再不可能得到起用。而牛党宰相被逐，正是李党翻身的时机。果然，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重返长安，复居相位，牛李党争的形势至此陡然一变。
牛李党争，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课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盖棺论定的说法。因为结党从来都是事实上的必须、名义上的大忌，是做得而说不得的。所以对着模糊的史料，有学者认为所谓牛李党争，牛僧孺一派确实结党，李德裕却不曾结党；也有学者认为牛僧孺结成小人一党，李德裕结成君子一党；还有看法说，王茂元虽然结交李德裕，却不属于李党的成员……今天的学者们饱参史料，却看不甚清当时的派系，身在此山中的李商隐其实更看不清。
他至今仍看不清自己这些年来为什么命运一波三折，似乎总有某种莫名的力量在暗中和自己作对，他以为最高权力场上的每一点微妙变化或许关系着自己的机会，却不可能关系着更多的什么。他误以为自己是个站在边缘的卑微看客，却不晓得自己早已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
党争素来有一大特色，即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非此即彼，这是人类天生的认知模式。如果你说自己厌恶黑色，旁人就会认为你喜欢白色；如果你说自己厌恶集权，旁人就会认为你喜欢民主；然而事实上，你厌恶黑色，也厌恶白色，在所有的颜色中唯独喜欢粉色；你厌恶独裁，也排斥民主，对任何政治体制都不抱有任何好感。但旁人往往等不及你的解释，他们总是在下意识中，在第一反应中对你的表现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以己度人，这是人类天生的认知模式，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来想象别人，毫不考虑到天下之大，人和人在心态、兴趣、习惯、价值观上可以千差万别。
所以，设若你拒绝了牛党的拉拢，牛党就必定认为你属于李党；设若李党并不存在，真的只存在牛党一个党派，而当你拒绝了牛党的拉拢，牛党就必定以自己的党派之心来揣摩你的用心，笃定你属于一个对立的党派，而不会想到你其实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
这一点世故人心，少年时意气风发的李商隐不屑去想，成年以后的他曾试图琢磨通透，最终却败下阵来，承认自己缺乏为官结党的天赋。在弘农县里的开成五年，在他聆听着长安城里人事巨变的时候，他不晓得这一切究竟与自己有着多大的关联，更不晓得在党争的战场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究竟可以无耻到何等地步。
8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牛党党魁牛僧孺的一部叫作《周秦行纪》的笔记在文人雅士中流行起来。
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样一段记载，当然，用的是牛僧孺的第一人称：我在贞元年间进士落第，回返河南，在暮色中迷失了方向，偶然走进了一所大宅。大宅的主人竟然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更加离奇的是，薄太后唤出了历代绝色女子与我作陪，她们有王昭君、戚夫人、杨玉环、潘淑妃，然后宾主答拜，相谈甚欢。席间，薄太后问我如今是谁做皇帝，我答说是唐代宗的长子李适。杨玉环笑道：“没想到沈婆的儿子做了天子。”后来，薄太后与一众美姬各自作诗以助酒兴，我也赋诗作答。待到夜色渐深、人须归寝时，薄太后使王昭君与我为伴。一夕欢好，第二天未明时依依作别。天明之后我行至大安，询问当地人，当地人说离此十余里的地方有一座薄后庙。但是，待我返回薄后庙时，只看到一片断壁残垣，全不复昨夜之所见。一切恍如梦幻，只有我衣服上沾染的香气一连十余日不散。
书生艳遇，这在唐传奇里屡见不鲜，但这则故事实在与众不同。牛僧孺位居宰辅，竟然自曝年轻时的荒唐，而荒唐倒在其次，那昭然若揭的僭越之心才是最令人瞠目的。所有艳遇的对象非仙非妖，非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却是历代帝王后妃，尤其借杨贵妃之口称当时天子为“沈婆的儿子”，这是何等的轻蔑与讥诮呢。就算这不是什么认真的笔记，而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小说，这样的笔墨也逃不脱大不敬的罪名。
偏偏牛僧孺真的会写小说，唐文学里极著名的《玄怪录》就出自他的手笔。若说这《周秦行纪》真是牛僧孺写的，在当时难免会有不少人相信。
这篇故事其实是李德裕一党编派牛僧孺的，作者就是李德裕的门人韦瓘。党争时期，各人无所不用其极，那些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的读书人每每编造小说攻讦对手，李党还编写过《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很有技巧地将牛党人物逐一丑化。
用形象化、标签化的语言丑化对手，这是所有政治技巧里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项。刻薄的形象总会直指人心，尖酸的标签一旦贴上，生生世世都别想揭下来。
诗人对文字敏感，对爱情敏感，偏偏对世故人情比什么人都更迟钝。政治可以丑陋到何种程度，这是李商隐想象不出亦理解不来的。他只是模糊地看到国运衰颓，这也许是运，是势，是人力所无法察觉的什么理由。他以诗歌哀悼文宗、感叹国运，而就在这首著名的《咏史》里，他其实既不解文宗的真正死因，也不解国运的真正原委：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纵察历史，无论一国还是一家，从来兴于勤俭，亡于奢靡。唐文宗深知国弊，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勤俭帝王，连皇袍上都打着补丁，却为什么反而屡遭败绩，最后受制于家奴，落到连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的下场呢？是国运不再，皇帝所倚仗的只有李训、郑注这样的投机分子，怎能拔除根深蒂固的宦官势力，怎能使大势已去的帝国得到中兴的生机呢？
9
开成五年，最高权力新旧交接的一年，李德裕重新入朝为相，王茂元也终于打通关节，从边陲泾原调至京城长安。没人能看出将来的局势会向着哪一边发展，一切都来得太快，风瞬间就变了方向，不给人思考的余地。
李商隐的妻子也随着父亲住进了京城的宅邸，这是一所奢豪的大宅，配得上王茂元的身份，却使李商隐渐渐生出了怯意。
在弘农县已经一年了，没做出任何耀眼的成绩，看不到任何升迁的希望。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不愿意就这样去恳请岳父的援手。他想到长安和妻子团聚，但以此时此刻的境遇，又怎么直得起腰踏进岳父那所豪宅的门槛呢？
他忽然想到，有一个人应该可以帮到自己。那个多年来与自己同游共学、本该有兄弟一般情谊的令狐绹，明明在长安宝地一路顺遂，却为何眼睁睁看着自己潦倒，从没做出过任何表示呢？这个最应该帮助自己的人，这一年来究竟为自己做过什么？
他忽然感觉到令狐绹似乎已经疏远了自己，是的，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一点感觉到呢？自己一直奔波着，忙碌着，投奔泾原幕府，迎娶王氏幼女，赶回长安参考，入职秘书省校书郎，外任弘农县尉，因活狱险些被孙简罢免，因为姚合的到来而留在了弘农任上……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仓皇，当心绪稍稍可以安定的时候，又赶上天崩地变，皇位交替，高层人事重新洗牌，戏剧化的事件每每令人目不暇接。令狐绹在自己生活中的分量似乎就被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东西在不经意中冲淡了，究竟是自己疏远了他，还是他疏远了自己？
秋风萧瑟的时候，李商隐写下《酬别令狐补阙》一诗，这首诗乍看上去是一封写给朋友的书信，但字里行间隐隐抱怨着对方对自己的疏离。他不知令狐绹缘何疏远了自己，不知这份隔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敏感的心能够感觉到最细微的变化，而天真的眼睛望不穿变化背后的原因：
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
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
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
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
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
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
这首诗里，第三联最是耐人寻味。“锦段知无报”，语出《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是说令狐一家对自己有恩，自己却唯恐无以报答；“青萍肯见疑”，语出邹阳的狱中上书，说哪怕是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若在黑暗的道路中投向陌生人，对方也必定戒惧狐疑，按剑以对。李商隐已隐隐觉察到令狐绹的冷淡，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难道是有了什么误会，使令狐绹对自己生出不该有的猜忌吗？
第五联写得也妙，“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虽然匆匆离别，虽然在仕途中各有各的通塞际遇，但自己始终会像高洁的蝉抱着旧枝那般恋着旧日的恩主，生死不弃。这两句说得感人，然而一到尾联，才令人发觉，那感人的背后居然藏着一点卑微而凄凉的功利追求。
尾联用到两则汉人掌故。汉代王吉与贡禹交好，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这是说王吉若是做官，贡禹就会弹去帽子上的尘土，知道王吉一定会举荐自己的。魏勃年轻时想要求见齐相曹参，但自己出身贫寒，没有拜见曹参的门路，于是便常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到曹参舍人的门前打扫，终于被舍人引荐给曹参，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官职。李商隐以这两则故事恳求令狐绹说：若你不念旧交，不肯汲引我上位，那么我只好仿效魏勃的榜样，扫门以求仕进了。
这首诗读来，真令人心里百味杂陈，有种难以言喻的凄楚。清代纪晓岚有过一句评论，说“末二句太无骨格，遂使全篇削色”，这话一点没错。魏勃扫门的事情不是君子应该做的，求人汲引求到这等谄媚无耻的嘴脸，这全然不是李商隐的一贯姿态。人生在世，总要为自己取一种姿态，而李商隐此前的姿态，绝非卑躬屈膝。
李商隐是真的慌乱了。从小族叔为自己立下的楷模，出世后决不肯自媒行卷的气概，一直在逆境中坚守着、自持着的道德底线终于在现实生活的层层压逼下轰然崩溃。为了在妻子家族中赢得自尊，为了让妻子骄傲，他宁愿在令狐绹面前放下自尊。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是一场以自尊换取自尊的交易。他很清楚，无论交易的结果如何，他都已经赔掉了卑微的人生里最珍视的本钱。就算真的赚到了什么，也只是咬牙苦笑中的惨胜。他察觉到了令狐绹的冷淡，但此时此刻，除了令狐绹之外，已经再没有旁人可以依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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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令狐绹没有变，在他的眼里，真正变了的人不是自己，而是李商隐。
当初是父亲将贫苦无依的李商隐从千万人中简拔出来，视之如子侄，还将毕生的写作本领悉心传授；当初自己视之如手足，同游共学，毫不计较身份地位的悬殊；是父亲背后用力，是自己反复举荐，才使李商隐在根本没有希望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令狐家为李商隐所做的，与其说是恩情，不如说是亲情，而李商隐是如何回报的呢？
父亲一死，他便以为失去了靠山，急急投奔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居然还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他难道不晓得王茂元是靠行贿郑注才觅得美差，还与李德裕过从甚密吗？他难道不晓得令狐一家一直站在牛僧孺、李宗闵的阵营里，与李德裕一党是势同水火的对手吗？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忘恩负义的事情吗？
不同的人，终归想不到一起。迟钝的李商隐哪里看得清政坛人事的错综复杂呢？他时刻未曾忘记令狐一家的恩情，只以为投靠王茂元一如当初投靠萧浣和崔戎一般，全不知这背后的关节。
至于妻子，他哪里想到爱情与政治会有如此重的关联。他爱她的温婉、娴雅与幸福的笑容，这纯然是私事，旁人有什么资格来指手画脚呢？他以自己的心思揣摩令狐绹的心思，以为他一定懂得自己，甚至以为所有人都会懂得自己，因为所有的人难道不是一般的心思吗？
偏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心思。令狐绹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所以他出于本能，就会将别人的一举一动解读出深刻复杂的政治含义。他就是无法相信一个年近而立的人竟然会单纯得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竟然会单纯到从爱情的意义理解婚姻，竟然明知道宦官、藩镇、朋党是当今政坛的三大难题，偏偏对身边的朋党暗流毫无察觉，甚至不知道自己最亲的人究竟站在哪一边的立场。令狐绹，天生的宦门子弟，认为所有人都有着与自己一般的市侩心理，正如李商隐认为所有人都有着与自己一般的真挚情怀。
世人常常就这样以己度人，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认为旁人一定是自己这样想的，所以他们总是以臆想决定着态度。
李商隐毕竟不是魏勃，令狐绹自然也不是曹参。李商隐终归做不出扫门的事来，只是默默地期待，他曾自谓与令狐绹“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如今却不确信这份感情究竟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令狐绹，终归不肯原谅这个“背弃家恩的无常小人”，冷笑着看着他的困窘与落败。
令狐绹唯独不曾想过，李商隐若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难道还会落得这步田地吗？在乱世的官场上没有“小人得志”的说法，因为凡是得志的，一定都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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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农的日子终归没有出路，来自令狐绹的汲引又始终没有得到，焦灼中的李商隐终于做了个破釜沉舟的决定：辞掉县尉的差使，打点家乡的一切，举家迁至长安。
其实他哪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样的赌博呢，他只觉得必须做出改变，哪怕把自己投入更加险恶的境遇里。小小的县城没有机会，幽寂的故乡没有机会，只有京城长安才是满载着艰险与机遇的地方。也许除了这一点点文学才华，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倚仗，在那个升沉荣辱时时处处关联着金钱与人脉的地方，索性就凭着这点孤高的才华，与现实世界拼个你死我活吧。
长安，有妻子的等待，有岳父的盼望，有旧日的同僚们在等着看自己的新笑话。但都无所谓了，他渴望与妻子团聚，就由自己再享受一点温存好了，至于其他，任人笑骂与评说吧。
移家长安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不愿接受别人的资助，却最终不得不放下最后一点可悲的自尊。接济他的是他的妻舅河阳节度使李执方，这使他再次欠下了岳父家的恩情，他不知道这对自己将来的仕途究竟意味着什么。
接受与拒绝，这是人情世故中最难把握，也最易被轻忽的项目。对于别人的好意，哪些可以接受，哪些必须接受，哪些不必拒绝，哪些必须拒绝，每一点分寸都不是容易拿捏的。一个毫无背景而希图仕进的人，纵使一开始误打误撞地接受了牛党的恩惠，从此就必须表现出坚定的派性立场，绝不可染指李党的好处，不可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动摇了自己的派性。
李商隐行差踏错，在李党的阵营里一步步陷得更深了，而牛党的血统又不可能彻底洗净，所以，牛党自然会以雷霆手段对付他这样的叛徒。即便在李党的阵营内部，人们也会因此而质疑他的品格，终不放心将这样的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去。李商隐不是市侩，不是政客，他感觉到了越来越多的敌意，却不明白这敌意究竟是因为什么；他感觉到自己在仕途上越发步履维艰，却不明白种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阻碍究竟来自何方。
李商隐终于把家迁到了长安，定居在长安城南之樊川。这是一处宜人的所在，连接着芙蓉园与曲江，倒也配得上诗人的一片诗心。杜牧的樊川别业就在不远的地方，晚唐诗坛上齐名的“小李杜”忽然做了邻居。李商隐甚爱这个地方，从此以地为号，自号樊南生。
古人取号常是以新生结束往事，随着樊南生的新生，玉谿生在无人察觉的时候寂寞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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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家长安，靠的是河阳节度使李执方的资助；在物价高涨的长安生活下来，又将依靠怎样的经济来源呢？李商隐似乎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纵使自己还有机会取得吏部授官，那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事情，而就在眼下，一家人的生活难道要靠妻子的妆奁和岳父的施舍吗？
王茂元确实是一代财阀，最大的本领莫过于聚敛财富。他清醒地知道，在这个污浊的官场上，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互为保障的，缺乏权力支撑的财富只如梦幻空花，缺乏财富支持的权力也只是无根的浮萍。假如你渴望财富，你就必须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假如你渴望权力，你就必须有一掷千金的使钱本领。清廉的人从来都是官场中的异类，异类从来不见容于主流。
若没有使钱弄权的本领，是没可能在权力的鳄鱼潭里过关斩将、跻身高位的。那些以清廉知名见用的权臣一样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只不过手法更加巧妙和谨慎罢了。当初牛僧孺以拒贿受到皇帝的器重和提拔，其实牛僧孺所拒的是粗俗的金钱，却喜欢聚敛高雅的太湖奇石，而这奇石的开采与转运，耗费之大又何以万千钱计。李德裕也有同样的雅好，以高雅的名义行卑俗的权钱交易，在无金而有石的豪华别业里哪里嗅得出一点点清廉的气味呢？
王茂元也是一个使财弄权的高手，当初以重金行贿郑注，换取了节度使的美差，“甘露之变”后，郑注身败名裂，王茂元倾尽家财打点禁军权宦，不但保全了性命，甚至继续被封侯授节。官场中人，敛财敛得轻易，使财使得豪爽，只要权力不失，即便是一时间家财尽空又有什么关系呢？权力不但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商品，也是回笼资金最快的商品，所以官场上最讲“舍得”二字，也挤满了既敢舍也敢得的人，这是一群真正视金钱如粪土的豪客。
他们虽是豪客，却绝不似纨绔子弟那般滥用钱财。对于王茂元而言，在倾尽家财打点权宦的时候可以不皱一点眉头，但是，若让他对一只眼见得回升无望的股票追加投资，他的脸色绝不会比乡下的土财主更好看一分，哪怕这里融有亲情。
他已经在长安站稳了脚跟，在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里成了一棵真正的常青树，他有十足的能力为李商隐打点关节，但他没有。若不是人事上突然又发生了一点变故，这同住长安的一翁一婿真不知道将来会处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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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驾崩，武宗即位，李德裕由淮南入相，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人事变动。王茂元才入长安不久，便被外任为陈许节度使，由闲职而握实权。
王茂元离长安赴许州，一时间堆积起海量的文书工作。这时候的文书不同于常时，虽然照例都需要四平八稳的官腔，但有太多微妙的表达需要文章高手来做。李商隐没法儿留在长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只有重入王茂元的幕府，以当世翘楚的骈文技巧为岳父效力。无论如何这都是亲人对亲人该做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人之常情，无论李商隐是否真的在政治立场上成为李党的一员，牛党都会百般猜忌他，令狐绹对他的恨意也越发难以遏制了。
赴许州的行程中，最难处理的文书要算是替王茂元写给李宗闵的私信。李宗闵是牛党党魁，牛党失势后被安置在东都洛阳担任一个闲职。王茂元家在洛阳，此时从长安赴许州，洛阳本是必须经过的一站，所以在回家的同时顺道拜望一下李宗闵，这本是必要的人情和礼数。但问题是，在李德裕刚刚入相的时候去拜望牛党党魁，可想而知这会招来太多不必要的麻烦，王茂元忽然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王茂元是李党骨干，绝不能冒着开罪李德裕的风险去亲近李宗闵，但政治风云从来瞬息万变，谁知道哪一天李党又会败落，牛党又会得势呢？所以此刻既要与李宗闵保持一定的疏离，又不可不留任何回旋余地地公然开罪他，其中的分寸，实在很难拿捏。
王茂元毕竟是个老练的政客，他干脆另觅捷径，不走洛阳老路，将难题消弭于无形。但他必须给李宗闵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切不可让李宗闵觉得自己是在故意怠慢他。这个微妙的解释工作，就交给了李商隐。
李商隐为王茂元代书，一方面夸赞李宗闵功德昭彰，宠辱不惊；一方面解释说，宰相对自己这一趟赴任许州督期甚紧，所以不得不另觅捷径，以免愆期获罪。辞谦礼恭，不动声色地将责任推到了李德裕的身上，而督责日期的事情又确确实实像是李德裕做得出的。
就这样，李商隐理解了王茂元的种种顾虑，以自己优美的文辞包装着岳父大人这一番苦涩而狡黠的用心。他越发懂得王茂元了，因此也越发悲观起来。他从王茂元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与官场的万里悬隔，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没有混迹官场所必备的那种八面玲珑。
回想当初依附令狐楚的时候，他信心满满地在幕府中舞文弄墨，只觉得天下文章没有什么能难得住自己；而今世易时移，自己恍然明白了幕府文书的要诀，明白这要诀非关文采而只在机心，才自嘲当年是如此没有见识。但明白了又如何，事到如今，自己难道还有另外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无论仕途究竟是怎样的，他也只能或一往无前，或自暴自弃地走将下去。这已经不是他还能选择的事情，他唯一能选择的只是进取长安或退归幕府，在这一处幕府或那一处幕府。他不愿在许州常住，因为事情正如之前一样，为了满足岳父的期许，为了堵住同僚的谗口，为了能够和心爱的妻子堂堂正正地厮守在一起，他必须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在妻子家族的羽翼之外，凭借自己的能力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于是，在帮助岳父完成了最紧迫亦最棘手的文书工作之后，他离开了许州，在有些恓惶的心绪里，辨认着辽远地平线之外的点点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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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向何处依凭，该向何处进取，此时此刻皆不是易做的决断。他忽然发现在这个极重人脉的仕途上，自己浪迹多年，仍然是一个无着无落的人。旧时的恩主一一亡故，旧时的同学一味疏远着自己，旧时熟络的同僚们风流云散，全力打拼着各自的前程，而自己的立身行事究竟有哪点差池，以至于各种猜忌与妒恨层云一般地拥积在自己的前路上，遮天蔽日，仿佛要阻断所有的通路。思前想后，大约只能在周墀那里碰碰运气了。
记得当初应试博学宏词科的时候，一位名叫周墀的主考官颇欣赏自己的文章，点选了自己的名字，在李德裕入相带来的人事大变迁里，周墀被外任为华州刺史兼镇国军潼关防御使，这个职位如节度使一般有自行开府的权力，故而未尝不是一个可以一试的去处。
于是，在随王茂元途经华州的时候，李商隐便早早地为自身的前途做了一点铺垫，写信给华州刺史周墀，说自己“方从羁宦，遽远深恩。昔日及门，预三千之弟子；今晨即路，隔百二之关河”，他期待周墀可以接纳自己，给自己一个在妻族的势力之外一展才华的机会。
他只是不曾想到周墀是牛党中人，他这样做当然会引起王茂元的不悦，而那个先入之见已深的令狐绹也只会越发觉得他是一个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人。此时此刻，即便李商隐深知其中利害，只要他执意脱离妻族的羽翼，那么除了周墀之外，究竟还有多大的选择范围呢？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商隐被周墀聘入幕府。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地而已，自己终不能就在幕府与幕府之间辗转一生。
他渐渐变了，曾经是那么的自负才华，深深鄙薄自媒行卷的行径，而今稍稍领会了这个世界的现实，也开始和那些市侩一般地多方请托，打点人脉。以人脉博未来，对于任何一个出身寒微的人来说都是十分不易的事情，何况一个本性天真的唯美诗人呢？
在周墀幕府度过了短暂却焦灼的一年之后，会昌二年，李商隐再次通过了吏部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地重返秘书省。这一次的职位是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阶。三年的时间，李商隐的人生轨迹似乎画了一个圆圈，秘书省还是旧日的秘书省，自己的职位却从三年前的正九品上阶降到了下阶，对于常人来说真是不知情何以堪。
李商隐已不在意这小小的升沉了，无论如何，他终于获得了原先不慎失去的那个原点，只要还在秘书省，还在长安，还在中央政府的朝官谱系之内，当年那由秘书入翰林、再由翰林入相的高远理想便再次为自己透出了些微希望。只不过，当初那兼济天下的志向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支离破碎，他早已降格以求，只求活出个人的尊严，延续家族的书香，对得起妻子的下嫁与岳父的期许，不使那些嚣嚣谗口的嫉恨者看自己的笑话。
也许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母亲和妻子已经安顿在了长安樊南，自己可以靠体面的官俸而非幕职的临时收入或妻子的妆奁来支撑起这个不大的家庭。历尽了一切崎岖坎坷，自己该是一个沉稳成熟的男人了，不复有当年的心浮气躁；能接受更多的现实与污秽了，族叔的教诲与影响该在自己身上渐渐淡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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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有些变了。有一点点沉默寡言，即便说点什么，在得体的辞令里也总带着几分审慎、含蓄甚至隐晦。他试图做一个比真实的自己远为沉稳的人，他不像我们这般珍视他身上天真而唯美的诗人天性，设若天性可以交换，他宁可用它换来仕途中最是八面玲珑的市侩嘴脸。
就是这般，他的理智努力背叛着他的天性，而他的诗不自觉地背叛着他的理智。种种隐秘的心曲、难言的情愫、深沉的寄托，尽写入华美而迷离的无题诗里。李商隐的无题诗，为中国诗歌史开创了朦胧诗这一类型，引发了千余年来无数人的猜想与考索，每个人都沉迷于诗句背后扑朔迷离的美丽意境里，却谁也说不准他要表达的究竟是怎样的含义，不晓得诗句的背后究竟是爱情还是身世的寄托。
也许，连诗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一
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
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
——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二
这一组《无题》里的第一首无疑是李商隐全部无题诗中最有名的一首，诗句里含着隐约的指向现实的线索，即诗的尾联“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所谓兰台，正是秘书省的旧称；所谓听鼓应官，唐代长安，每天五更二点时宫廷鼓楼开始击鼓，各个街道上鼓声相应响起，坊市纷纷启门，这是新一天工作的开始，李商隐其时任职秘书省，这鼓点就是催促他赴署上班的声音。所以对这一组诗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写诗的时候正是诗人任职秘书省的时候。
诗歌描写一场盛宴，时间是昨夜，地点是画楼西畔桂堂东。盛宴上有某位女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对面遥隔，彼此无言，但千言万语尽在心领神会之中。隔座送钩，分曹射覆，这都是当时流行的游戏，为酒宴增添了几多笑声。就在笑声与醉意里，人们欢饮达旦，突然街上有鼓声传来，那就让笑的人继续笑吧，饮的人继续饮吧，只有诗人在自嗟自叹中匆匆离席。
宴会只是官场上的闲暇，在座者哪有什么纨茵浪子与萧瑟词人呢？都是些有品有爵的人物。在一切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的时候，有哪个低级官吏能像那些流连忘返、醉饱无时的长官一样，放下心中的紧张与眉目间的拘束呢？
他就是这样无奈，不得不随着长官出来会饮，不得不随着鼓声离席上班，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正如那个与他心有灵犀的女子，她在宴会上的一颦一笑、一歌一舞，又有哪一点是自由为之的呢？她或许是一名歌女，或许是某位王公贵戚的姬妾，与诗人一般是一个不由自主的人，如风中的飘蓬。他们的心有灵犀，其实是同病相怜。
在第二首诗里，诗人以萼绿华指代一位美丽的女子。萼绿华是一位仙女，曾在晋代夜访过修道的羊权。关于这次访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正统的道家之言，说萼绿华给羊权讲了很多修道的至理，赠给他仙家尸解之药，从此隐遁不见；另一种说法就比较世俗化了，说萼绿华看上去二十岁上下，美艳绝伦，在升平三年十一月初十的夜里降于羊权的家里，从此常和羊权往来。她说自己本姓杨，赠给羊权一首诗、一条火浣布手巾（大概这种布弄污之后可以放进火里去洗）和金玉条脱（一种手镯）各一枚。萼绿华叮嘱羊权：“你不可将我们的来往泄露出去，否则你我都会获罪。”寻访这位萼绿华的底细，应该就是九疑山中一位叫作罗郁的得道女子，因为杀了人，所以被贬到人间。
这首诗的字面似乎是说：自己曾久慕一位女子的美丽，朝夕盼望与她相会，哪料想竟然真有一天来到了她的身边，在切近的距离外偷偷地窥视着她。虽然有无边情愫，无奈身份悬殊。
句意便是如此，但细细品来，在字里行间之外似乎别有寄托。有注家以为寓意应该是这样的：诗人一直苦苦追求，希望考入秘书省为官，为此经历了百般挫折，后来终于入职秘书省，本拟梦想成真，没想到只是有缘翻检一下秘府书籍罢了，不多时便不得不离职而去，只留下无穷的怅惘。
他这次重返秘书省，本来重新燃起了一些热情，但那毕竟是个党争纷纭的时代，牛党恼恨他的背叛，李党顾忌他的出身，究竟有谁还愿意交结与扶持这样一个人呢？何况他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在人情世故上终归不如盲聋。达官贵人们尽可以利用他的文学才华，却不容他在政坛上有任何发迹。这是官场，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这规矩永远都排斥那些天真烂漫、纯善正直的人。
【小考据】牛僧孺的为人
牛僧孺在未成名前，曾经带着自己创作的诗文去拜访文坛名宿刘禹锡。刘禹锡当着牛僧孺的面提笔在诗文卷上批批改改，毫无顾忌地指点这位后辈。二十余年后，刘禹锡被贬官外放，与牛僧孺在途中相遇。牛僧孺酒酣赋诗，诗云：“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刘禹锡睹诗大惊，这才想起当年为牛僧孺批改诗文的旧事，而揣摩牛僧孺这首诗中的言语，分明一直对此事怀恨在心，二十余年犹未释然。刘禹锡连忙和诗，以谦卑的语气表达歉意，酒宴的气氛终于融洽起来。后来刘禹锡以这件事告诫两个儿子说：“吾成人之志，岂料为非；汝辈进修，守中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