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暑假，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分批西迁，预定在河南驻马店附近越过平汉路，经南阳、内乡、湖北的老河口，沿汉江入陕南设校。
这么远的路啊！有些同学一看地图，就收拾行李，回山东老家去了。有些人回家拿路费，父母再也不让他出来。某一个礼拜天，我随牧师查经，查到摩西过红海，海水左右分开，让出路来，摩西一步走过，海水就在他身后合起来，把陆地淹没了。我思前想后，没有回去的路，我是站在红海里的以色列人。
秦岭南部这块狭长的平原，是老校长李仙洲选中的迦南。这地方粮价便宜，据说，比陕南更容易吃饱的地方，那时只有甘肃天水。我们的迦南靠近汉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将来抗战胜利，我们可以由汉江坐船直达武汉，再由武汉坐火车迁回山东，交通很方便。我们的迦南北有秦岭，东有伏牛山、武当山，南有大巴山、米仓山，“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好儿郎”。小日本打不进来，二十二中定不会像一中、六中或东北中学那样再迁三迁。
那时西迁有三大难题。
第一，是走过平汉路。那时敌伪已在路侧挖好深壕宽沟，人跳下去爬不上来。沿沟修筑碉堡，断绝人行，并派出装甲车在铁路上巡逻。一条铁路就是一条封锁线。
第二，河南的南阳、镇平、内乡，号称宛西自治区，当地民团对国军颇有敌意，曾经对某些国军部队、流亡学生包围抵制。我们如何顺利通过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得费些心思。
第三，就是盛暑之中，跋山涉水，每个人的健康问题了。我们都明白，路上若是生了病，谁也救不了你，而我们能够准备的救急消毒药，只有大蒜。
不论如何，只有极少的人想到退缩。那时年轻，不知道害怕，这是年轻的特征。后来我想，谁能驱使年轻人去做他自己不敢去做的事，谁必定成功。陕南的确遥远，一如童年的摇篮，同时群山护卫，它也像个碉堡。仗还要打很久很久，直打到日本官兵心跳太快，血压太高，头皮下再青青，杀人无力，晚景凄凉。他们出征，无家，只有军妓为伴，他们制造孤儿，自己没有儿女。而我们长大了，我们大步走回去，看他们蜷曲在我们脚下，一如秋收时豆田里无处可逃的兔子。
大计既定，老校长李仙洲亲自带着参谋，坐着汽车，沿着预定的路线走了一遭。原则上，这条路线是“走小路，住大城”，离公路远一点儿，躲开日本的骑兵和汽车；奔波了若干天之后，需要休整，有些东西必须到大城里才买得到，有些人必须到大城里才找得着。这一路上在什么地方喝水，什么地方打尖，什么地方住宿，参谋都画成地图，后来这地图复制了，每个小队都领到一张。
老校长还做了一些事情。大队学生在伪军的碉堡之下越过铁路，必须得到伪车谅解，老校长为此派人去找确山的帮会老大。老校长在内乡请客，把宛西自治区的头头儿都请到了，说了一些拜托的话。席间有一个主要的客人说，学生进了宛西，最好自称是“李仙洲的学生”，不要用二十二中的番号，因为宛西人对二十一中的印象不好，以防混淆不清。这番话，后来也向下传达了。
老校长把校本部设在汉阴县的涧池铺，二分校设在汉阴的蒲溪镇，师范部设在汉阴县的平梁铺，一分校则设在安康县的新城。涧池、蒲溪、平梁，是汉阴最大的三镇，二十二中可以说是把一县的精华区全占了，当地人本来有些不愿意，老校长对士绅们说：你们的房子空着，不办学，难免要驻兵，办学总比驻兵好；陕南学校少，升学难，二十二中来可以兼收当地的青年入学。地方人士这才欣然接纳，汉阴县长王寿如从中帮了大忙。
经过老校长的这番身教，我才知道什么叫有计划，什么叫负责任。家乡是小地方，要办的事都很简单，而且日光之下无新事，有百年故例可循，只要问老年人就可以，所以我从未见过“计划”。西迁以后，后来我长大了，自己办事，总愿像老校长一样，把事情办得周密一些，恳切一些。
那时，高中部一年级有位同学，名叫高国武，对西迁“过路”作出重要贡献，堪称无名英雄。如今《校史资料汇编》出版，才正式公布真相。
二十二中的师生，要想平安穿越平汉铁路，必须“瞒敌不瞒伪”，绝对不能让日军知道，但是绝对要得到伪军的谅解。高国武同学家在驻马店，“过路”正要经过驻马店南郊，学校当局和高国武商量，希望他能回乡布置。
高家在当地有声望，高家的长子、高国武的哥哥，又是一支游击队的领袖，凭借地利人和，作了最佳配合。其中高潮是——高国武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单身进入驻马店城区，拜访汉奸领袖维持会会长。
真是英雄出少年，高国武拿出二十二中以校长李仙洲名义发给的证件进行谈判，维持会答应提供日军行动的情报，在最安全的日子派出人员，接送校本部“过路”的队伍。任务圆满达成，维持会长还安排自己的儿子和甥女随队同行，教两个少年人到汉中投亲，脱离沦陷区。
西迁前夕，老校长又对全校各部巡回讲话，他举出几位坚苦卓绝的民族英雄勉励我们，他说长途行军能增强体力和毅力，他要求我们一个也不掉队、一个也不生病、一个也不退却，准时到达目的地接受他的检阅。那时，抗战的局势和他个人的前景都暗淡，铜像的姿势表情不因风雨而改变，他站在我们面前依然可以制造梦境，散发信心。
我们传诵伊藤博文的一首诗，他勉励日本青年不要贪恋家园，半是洒脱，半是伤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当年日本的国策是对外扩张侵略，希望国人对新地异土有憧憬向往，当局者着意推广了这首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却不料这诗在中国也风行起来。我在会念“床前明月光”的时候就会念它了，那时我以为“青山”是风景。不错，人间到处有风景可看。
一个在“满洲国”长大的朋友告诉我，在日本，在满洲，子女离家远行的前夕，父母多半拿这首诗来加强临别的叮咛。中国的父母嫌“青山埋骨”这样的话不吉利，即使心里有这意念，也不会说出来，同侪送别可就没有顾忌了。许多人能从家乡带走的，是这一份“生死以之”的悲壮。
日本人以这诗句、这人生观来聚训侵略的尖兵，中国青年却也因这诗句挣脱“安土重迁”的传统，走向反侵略的前线。这真是：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是的，“人间到处有青山”！我们的心也“横”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