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从皖北迁陕南，有些老师没来。分校主任易人，“胶东帮”又走了两位。
外国史一直没人教，这天来了个大胖子，站在台上能挡住半块黑板。开口先谈史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改变了，社会也随着改变。他只讲了一堂课，不知他是从哪里来，也不知他又到何处去。
然后出现了瘦子，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他说历史要用革命来推动，“改良主义”一定失败。谁是改良主义呢？他提出一个名字：孙科！这人也只来了这么一次。
在陕南请教员似乎很难，隔了很久才又请到一位女士。她总算言之有物，讲了些“两河文化”。可是“惊鸿一瞥”，以后杳无消息。
据说那胖子讲的是唯物史观，瘦子讲的是阶级斗争，那位女士呢，她在黑板上写简体字！所以，这三个人，二分校全都不敢领教！
难道这三人是中共的文化干部？那可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了。且说那胖子一点亲和力也没有，身体好像还在膨胀，要把你的空间全占了去。瘦子手足无措，没个站像，随时想抓痒、随时又忍住的样子，讲西洋史讲出个孙科来，匪夷所思！
依我猜想，这三位人士大概属于“左倾幼稚病”之流，嘴上时髦，腹内空虚，游食各地，没有组织背景。这才一端上来就露了馅儿，一露馅儿就撤下去。
我有时想起，在蒲溪之北，越过重重叠叠的秦岭，是历史上兴起了十四个朝代、埋葬了七十二个帝王的渭河流域。渭河之北，再越过许多巉巉的山，就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那里也有许多许多“立志出乡关”的男儿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割大舍、过着千辛万苦的日子。但是他们别立门户，庭院深深，实在神秘。
打开一条缝，让我们窗隙望月的，是这位新来的主任。
新主任常来讲课，他没说这门课叫什么名称，内容多半是批评共产主义。现在猜想，大概教育部规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思想训练，他只有自己上阵。
新主任的人缘不怎么好，学问倒不差，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确有研究。讲课时中英语并用，我们乘机认识了一些单字，这些字在日常生活里并无用处，却至今没有忘记。有个朋友问过我：“你的英文，打油买醋未必说得清楚，怎么会认识许多怪字？”
射击的人要先竖起靶来，批判共产主义要先介绍马列恩史怎么说。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认为“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我听了心中大震，“暴力革命”且不管它，人家说出来的可是警句呀！
共产党处处讲“阶级”，主任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这个说法吓人一跳，阶级好比楼梯，下面的一层还可以伸出头来透口气，阶层简直是水成岩，上面盖得严丝合缝，不见天日。想用阶层代替阶级，弄巧成拙啊！
既然反对阶级，当然反对“阶级感情”，他说感情没有阶级，天下父母都爱他们的子女。我听了莫名其妙，这如何能证明感情没有阶级？富豪和乞丐都爱自己的子女，可是他们同样爱对方的子女吗？你老人家走来走去挂着一张包青天的脸，到底能爱我们多少？古人“贵易交，富易妻”。含含糊糊，半藏半露，现在，“阶级”！人家多坦白、多透彻啊！
从新主任口中知道，共产党把革命分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任说，这是“两步革命论”，我们主张把革命一次完成，“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迷惑：两步革命？这不是说共产党也在革命？这不是说我们和中共在做一样的事？那么……
共产党说“历史是螺旋形上升，波浪式前进”，我们听了好喜欢。共产党说“否定之否定，不等于原肯定”，我们听了……也喜欢。共产党说“拉拢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拉拢明天的敌人，打击今天的敌人”。我们听了……好刺激！好害怕！好好玩！这些话，若不是他老人家来批判共产主义，我们是听不到看不见的啊！
我说过，教育的结果，未必和施教的预期吻合。新主任讲授的“共产主义批判”引动了许多学生的好奇心。他也许并未撒下种子，他至少耕松了土地。一九四八年学校中出现了陕北热，那些学生互相引述他们的主任说过的话。虽然出于无心，他总算对共产党有些贡献。他后来舍陕南、去川北，一九四九年共军入川，没有捉到他。
新主任请来的各色教员里面，有一位河北人最受欢迎。姑隐其名，称他为新老师吧。他很和气，谈吐很客观，对学生也关心。例如，他有时到学生宿舍走走看看，能记得谁没有棉被。他虽然不能给你棉被，但是他给了你温暖。这等事，新主任从来没有做过。
我从未见过新主任的笑容，他永远有一副戒备、挑战的神气。起初，大家以为他这张脸色是给“胶东帮”看的，新官上任，通常都不苟言笑，跟同人一律保持距离，以便放三把火，开几刀。后来胶东大将陆续散去，他的表情还是绷得很紧。他请来的物理教员授课颇能深入浅出，两个月后突然辞职，我们一再请求他留下来，他感动得流泪。他还是走了，他对我们说他不能再看主任的那张脸，那是殡仪馆化妆师的脸。他说，如果他办学，他想授意某一个教员辞职，他就每天摆出这样的脸色来。
这就显出新老师的可贵，他能坐在操场边上，对围在他四周的学生谈天说地，引得大家前仰后合。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谈预兆，他走过来参加，那时日本、德国、意大利以世界的轴心自居，日文报纸简称为“日独伊”。他说，你们看，“日独伊”就是日本孤独的剩下他一个，轴心国注定失败。像这个样子的“与民同乐”，也是别的教师做不到的。
不仅如此，这位新老师还懂得用偏方治病。那时我们的处境是“梁靠墙，田靠天，病靠命”，因为没有药。有一个同学跑进医务室喊肚子痛，医官爱莫能助，禁不住他的再三恳求，只好说：“我在你肚子上涂一点红药水吧。”新老师的办法多，他教我们用辣椒煮水洗冻疮，吃生萝卜治感冒，韭菜捣烂去淤血，擦明矾末治牙疼。我们在阜阳一直跟疥疮奋斗，新教师有个方子：蟾酥、铁锈、马齿苋、明矾加上清油调和，放在瓦片上烘干，研成粉末，搽在疥疮上，这个办法还真有效。医生的望闻问切最能使一个人觉得他被关怀和看重，而关怀和看重，正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东西。
他很爽朗，因爽朗而对我们说出一个姓什么的女人指挥昆明重庆之间的走私，连最有权势的特务首长戴笠也不能办她。据他说，某一个我们最尊敬的人，当年以“开小差”的方式离开日本士官学校。他又说，某一个我们最崇拜的人，太太的指甲在他的脸上抓出两道血痕，因为他有了外遇。还有，他说，多少省主席、多少总司令，都在重庆有个年轻漂亮的姨太太，我们生平不二色的老校长到重庆开会，听到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心中非常愤慨，他正准备自己也来一个，以示抗议。
不用说，这些讯息，那时对我们的撞击有多大了。那时的教育，并没有准备让我们承受（或者化解，或者逃避）这种压力。现在老同学通信，有人告诉我，这位老师当年如何影响了他，使他逐渐“左”转。真奇怪，人家在黑板上写简体字就得另请高就，“他”怎么能够稳坐钓船，而且后来还做了训育主任。
我猜，这位新老师，大概也是来查察青年思想的吧？这种人根深柢固，别人没法把他拔起来。他有他的指挥系统，校方不便干涉。轻轻地主张一点民主，悄悄地表示一点反动，搅动一池春水，看水底能泛起什么样的沉淀物来，似乎是一种制式的工作技巧。
也许，世上确实有人为了钓鱼，先在水里养鱼苗。也许，世上确实有人为了行医，先在食物上布菌。世上每种专业都有秘诀。可是我说过，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一人撒米，千人跟在后面拾米，也未必拾得干净。这样太辛苦、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