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行学院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初级教练员。
当时我们叫学员，他是教员，两者的关系跟大学里的师生不太相同，不像大课堂那样，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我们更接近于师傅与徒弟的关系。要手把手地带，一个教员带两三个学员。
我的教练是 1968 年入伍的老教员，带着我们三个学员。他的名字叫赵成良，安徽人。
他是个全才，吹拉弹唱都特别在行，还是多个运动项目的国家级裁判，篮球是一级裁判，当时的报纸上报道过他，称他是“穿着飞行服的国家一级裁判”。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并不是嘴上说怎么样，而是更多地用他的行动，他的敬业作为表率。他告诉我们干一行就要去热爱它，为它投入，我这么老的教员带的学员不能比别人差，你们呢，也应该要强，应该努力进取，我们都应该比别人做得好，不能输给别人。
最初他带了我们四个学员——74、75、78、86，我的代号是 75。飞行员飞行时要报代号，不报名字，和现在战斗部队一样，不能说我杨利伟怎么怎么，而是报代号。这种制度被我们带入了平时的学习与生活中，学员的代号是不变的，教员、大队领导喊学员都喊代号。在同一个师傅手下的战友，互相之间也不叫名字。
78 号刚开始没多久就被停飞，赵教员之后带我们三个学员，三个人全部顺利毕业了。那时的停飞率很高，一百个人最多也就飞出二十几人，而我们三个都飞出来了，其中还有两个是第一批放单飞的，这真得感谢赵教员。
他在带我们做地面练习时，就做得非常扎实，正课时拿着飞机模型在那里一圈一圈走。到了周末，他也不回家休息。
那时不像现在的飞行学院有模拟机，可以像驾驶真正的飞机一样模拟各种飞行动作。为了让我们熟悉飞行动作，他用平板车做了一个简易练习器材，让我们三个坐到上边，他推着我们，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一圈一圈地走。他向左转或者向右转，指示我们手中的模型要立即跟上去。师长和学员的这种深厚感情，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他平时不太要求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一有空余时间就带着我们打篮球，带我们玩。
我第一次驾驶飞机飞行，也就是最初的体验飞行，就是由赵成良教员带着。我在前面坐着，他在后面坐着，就像现在的汽车陪练一样，前后的操纵杆底下是连着的。他提醒我放松，让我把手和脚都放开，飞机还在平稳地飞着，他说你看，驾驶飞机其实很容易嘛，不用管就能飞平稳。其实，他在后面拿腿夹着操纵杆呢。他就是想先打消我的紧张心理，让我放松。
在技术上他却非常严格。比如最初练习降落的时候，跑道是 45米，中间有一条中心线，我每次降落都偏离中心线，这样很危险，一旦降落出了跑道，飞机就可能发生重大危险。赵教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给我纠正，他让我从中心线右侧练习飞一小窄条，飞得更窄，就瞄着这一小块。这都能飞好，再瞄中心线就相当容易了。他知道我老盯着那条线，只顾机头不顾机尾，往往机头瞄准了，但机尾是歪着的，这样很容易出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赵教练对技术的严格要求，对我形成扎实的飞行功底起到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他带我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但还不仅仅如此，说心里话，除了飞行理论与技术，我从赵教员身上还学到了很多别的东西，他的忘我敬业精神，无私的投入，做人做事朴实无华但又处处好强的风格，对工作的悉心钻研，处理事情的方法和经验，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我的飞行员生涯和航天员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后来转业到了安徽的一所大学，在档案室工作，不久前刚刚退休。
我和航天员战友们谈起过去时，都会牢记着一些旧日的师长、同事。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都曾遇到过对我们产生显著影响的人，他们自己未必在意，却让我们感念一生。我们深深感激在人生的前几步能遇上这样具有榜样力量的前辈，他们把优良品质传承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