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仅感激我的师长，也常回味航校里的青春时光，那些最珍贵、最丰富的记忆，来自我青春勃发、阳光闪动的同学们。
我们小组三个人，我的代号是 75，就叫“拐五”。在师兄弟当中，跟我交流比较多的是“86”，名字叫蔡春祥，现在在山东。在学员队的时候，我和他曾在一个班级，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后来学飞行又分在一起，关系自然亲密得多。
蔡春祥是吉林白城人，个头比我高，有 1.75 米，打篮球是把好手。他在白城老家的时候曾经是个短跑健将，百米的成绩是 11 秒 4。我自认为百米成绩不错，可他比我还厉害，让我心里很是钦佩。
在八航校的时候，我们周日爱踢足球。那时不是双休日，只有周日休息，这个爱好的形成，实际上有些被强制的成分。
航校不是特别提倡我们踢足球，怕踢球受伤影响飞行员的体质。但是，几个铁杆球迷却是非踢不可的。有时凑不齐人手，他们就来为你“服务”。所谓的服务，就是帮你“晒被子”。周日早早地他们就来了，说我帮你晒被子，其实就是强行抱起你盖在身上的被子，把它挂出去。被子没了，觉也睡不成，就只能跟他们去踢球了。年轻人在一起，说说闹闹很正常，即使玩起来“不讲理”也都很开心。
我们同学周日经常一起出去玩。八航校附近很荒凉，只有很小的几个小村子。当地人没有好玩的去处，八航校毕竟是个建设很棒的部队大院，规整的院区，笔直宽阔的大道，绿树成荫，在这偏僻的地带就被当成一个景色最好的地方，当地人会经常到学校附近走走看看，就像逛公园一样兴奋。
而我们则会出去，看他们司空见惯的“风景”。
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山上的冰川凿下来好大好大的冰块，然后坐在冰块上，你推我我推你地打滑。回想起来，这些游戏本不应该是我们那么大年纪的人玩的了，但在单调的生活中，我们却感觉到很快乐。夏天，我们到老乡家里去买杏和葡萄，把工作服的两个裤腿系好，变成一个大口袋，扛在肩上回到队里给大伙分着吃。
现在战友聚会，大家提起当年依然特别兴奋。我记得我们曾经用一双胶鞋换过一板车的哈密瓜。像我和蔡春祥这样的北方人哪见过哈密瓜啊，又甜又香，我俩就天天吃。也没人告诉我们哈密瓜糖分高，爱上火，结果很多人吃多了嘴上都起了好多大泡。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没有现在到处可见的物流，农贸产品往往只在本地自产自销，大城市都很难见到外地的稀罕瓜果，绥中这种小县城更是没见过没吃过哈密瓜。我假期探亲回家时带了两个哈密瓜，把家乡的朋友惊奇坏了。
我们还跑到军马场跟军马照相，维族兄弟非常热情好客，想骑马，维族兄弟就把缰绳送到你的手上，我就在那时学会了骑马，不过后来很多年我都再也没有机会骑马了。
我们搞侦察时去爬天山，用天山雪水洗脸，天山雪水多凉啊，我们也不懂皮肤会冻伤，回来后，脸上蜕皮了，出现好多圈，一圈圈，大圈套小圈，好长时间才下去，我皮肤算好的，是不容易出问题的，可那回真傻眼了。所以现在，我还比较怕凉水，手特别怕冷。虽然在边疆工作生活都比较艰苦，但那时跟大伙一起，并不觉得苦，反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我比较念旧，对过去的战友都记得很清楚，谁谁叫什么名字都忘不了，他们现在来航天城找我，我都十分高兴，热情地跟他们聚会。
那时的娱乐远没有现在丰富。当时队里除了一台大录音机，什么娱乐器材都没有。我攒了好长时间的钱，花 30 多块钱托人从哈密买了一把“美声”牌吉他。这把吉他让我们几个人大大地风光了一把。
“八一”建军节各班都要出节目，为了把别的班比下去，大家都铆足了劲排练节目。没亲眼见过乐队，只在电视上见过乐队演出。我们开始了最早的“模仿秀”，组织了一个最简陋的乐队。我还算有点文艺细胞，我吹口琴，主要负责主旋律部分。一个同学弹吉他，实际上，他还不怎么会弹吉他。蔡春祥找来一个木头墩，把里边抠空翻过来，又拿了两把勺子，模拟架子鼓。
那天演奏的曲目是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我们一上场就把观看的学员都震住了。因为社会上刚开始流行乐队，我们在这么偏僻的边疆玩乐队，副队长都兴奋得拉着队长来观看。结果，我们的新潮玩法赢得了奖项。
不光是演节目要评比，平时各项活动和任务都要争第一。在学员队的时候，我们挖菜窖、拓土坯，连学校道路两侧的马路牙子，都是我们用泥夯实抹平的。
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去巴里坤湖劳动，任务是割油菜，我们挥舞着宽大的镰刀，刷刷刷，一片油菜地很快就收割完了。为了超过别的中队，我们加快速度，拼命地干活。而用力过猛的后果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几个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别的中队依然不紧不慢地挥舞着镰刀，收割的油菜渐渐超过了我们。我所在的四中队，基本都是城市兵，在家时没怎么干过农活，所以没什么经验。但为了不落后，我们依然互相鼓励着，互相帮助着，坚持把油菜收割完。
当学员期间，总会有不同的各种困惑和问题，有飞行上的，工作当中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当遇到一些挫折或不开心的时候，彼此开导、鼓励，情绪低落时有人听你倾诉、替你分担，有什么高兴的事也一起分享。
在部队里，这种同学、战友的情谊非常珍贵，是一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为什么，是因为大家一同成长，一同面对危险，如果上战场随时就要生死与共，在飞行部队，由于飞行的危险性随时存在，战友之间更有一种牵挂和担心，这不是现在机关里或公司里一般的同事关系，上班见面、下班各走各的，彼此互不相关。在我们的航校，大家一起吃住，一起执行任务，一起为战友捏把汗，因为战友遇到的危险自己也有可能不期而遇，所以相互之间交流飞行心得、要领，实际上是在互相关怀规避风险。
由于军旅生活中这种超越了名利的真情实感，对正在成长和进步的年轻军人起到良性的作用。想到大家是战友，平时即使交流不多，甚至有些小矛盾，也都不那么在意了。
1987 年夏，临近毕业了，除了淘汰的压力之外还有分配问题，同学们各种各样的想法比较多，但是要分开了，不管平日里关系如何，都特别舍不得。一拨一拨送走战友的时候，大家在站台上眼泪都哗哗的。确实，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留在最后的为数不多的同学着实不易，在共同经历了无数次停飞的考验后终于闯过来完成飞行学业，心情跟从战场上经历过无数次炮火的历练而活着凯旋似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颁发毕业证的那天，每个人都到台上去领毕业证书，学校的领导把毕业证书送到我的手上，首长向我祝贺，我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松了口气，心中升起了成功的感觉。
我的军校生涯艰辛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我终于胜出，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领导回敬军礼的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心与心的敬礼，是军人间最诚挚的祝贺。从登上列车离开家乡小城的那天起，我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然而一瞬间的百感交集，让我实在用语言难以表达，我的眼中充满着激动的热泪。
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挺激动的，那五年承受着巨大压力辛勤学习，总算有了个好结果，终于走到了最后，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行员。
与学习飞行打的这场战争，我胜利了。
从航校毕业的时候，除了和教员、领导喝酒话别之外，我们并没有搞太大的庆祝活动。
但为了纪念难忘的青春岁月，总是要做点什么的，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总觉得要用一种特别的仪式来昭示我们的与众不同，最后大家一起商定，在最后一门课考试前都理光头。
理光头并非头一次，在校几年也经常理成光头，但都是个人理个人的，很少有集体理光头的，商定之后，开始下手，我会理发，有几个同学的头是我理的，记得最开始有几个广东的学员不愿意理，可大家不管，往那一摁，一推子下去爱理不理的。同学之间这点很好，摁那儿就摁了，理光了就理光了。谁也没生气。平时，看不出同学的脑袋是什么形状的，理了光头后一目了然，大家互相取笑，谁的头那么尖，谁的头长了两个旋，挺有意思。
我们理发全都是互相理，我的理发手艺就练出来了。现在我还留着一张照片，我们几个飞行员拿着飞行帽拍的合影，站在飞机旁边，全是光头。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外出一起坐火车，都没穿军装，又都是光头楞小伙，火车上的其他乘客都不敢往我们身边坐，以为我们是哪个帮派的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挺面善的，不像坏人。
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 多块钱。因为当时我分在新疆的部队，还有一笔数字不算小的边疆补助，工资算是高的。我母亲当了几十年的教师，每月才挣五六十块钱，而我一工作，工资就比她还高了一倍。
领到了工资后，几乎每个学员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那时候学员不发皮鞋。当时，军官和士兵的最大区别，就是上衣的四个兜和脚上的一双皮鞋。我们就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穿着新皮鞋，很显眼很荣耀地去逛街。虽然穿着很光鲜，但我们都刚二十郎当岁，又长期受部队的严格教育，显得十分单纯，街上人都看我们，老百姓指指点点地议论着我们：哪来这么一群小孩，都还穿四个兜的军装，还是干部呢！
我们都听见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啊，但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这种兴奋和荣耀冲淡了我心中藏着的一点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我差一分就以全优成绩毕业。如果所有的功课都在 90 分以上，就能成为我们那届唯一的一个全优学员，而我只有一门课没有达到优秀。是一门理论课，当时刚刚入学，不知道全优学员的要求，考前没下工夫，结果考了 89 分，差一分。
分配时，部队来挑人，看我们的档案，说没有一个全优的，后来看到我的分数，就对我说：“真可惜，差了一分，是门不难的理论课。你当时没重视吧？不然就全优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直懊悔着。人生处处不能松懈，虽然未必有危害，但会让自己遗憾，而且无法弥补。（右二是杨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