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四川，我开始了等待，虽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这种无法确知最终结果的等待还是相当漫长的。我并没把日常训练放下，是出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如果能入选，那我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就将结束，我将告别我的战机，我的部队，而那种累积了十几年的对飞机的留恋是难以割舍的；如果不能入选，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飞行，良好的状态要每天保持。所以，作为团里的领航主任，我仍天天带着新飞行员训练，自己还飞行了 150 个小时。
而且那一年我们团的空靶，拖靶机基本上都是我飞的。
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消息仍没有公布。
其实，选拔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人员在对我们进行家访、政审，领导和专家们分别到 20 个飞行员所在的部队了解情况，还专门对飞行员的家族成员进行体检，询问父母及几代人的身体情况和有无遗传病史。到绥中调查时，对我的父母作了详细调查，也把亲戚们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
1997 年春天，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书记吴川生带专家组来到我所在的部队，先从战友和同事的口中得到了对我满意的评价，之后又到我家里进行家访，征求我妻子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航天员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下训练和执行任务，而妻子的态度至关重要。看似随意的问话，其实也是考核内容之一。
“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
“习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同意。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玉梅的回答干脆、朴实。
我通过了这项考核。
考核一项项地进行，我也一直在担心。直到后来航天员中心给我打电话，问我穿多大号的服装，这时候我心里才比较有底了：开始准备我的军装了，那基本没问题了！
1997 年 4 月中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集中了多名著名专家，做最后的研究和挑选，最后从 20 个人中录取 12 个人为预备航天员。我在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素质的测试中都达到了优秀，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 12 个人，学历都在大专以上，驾机飞行都在 800 小时以上，平均年龄 32.8 岁，大都有处置空中险情的经历。
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我们的航天员必须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而不能从其他职业比如从大学生中选拔？为什么年龄在 30 岁左右？
首先，中国航天员要执行复杂的空中任务，并不是飞船上的乘客，美国、苏联选择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一般也都从飞行员中挑选；其次，较长时间的飞行经验，空中生活、工作经历，让飞行员过渡到航天员不需要重新适应。而要达到规定的飞行时间，年龄必然在 30岁左右。
另外，在航天员的训练与工作中，风险和压力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主要是心理上的。飞行员阶段的空中体验对心理承受能力、良好的精神品质、意志力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作为飞行员，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成为合格航天员的，中间相隔的，不是从四川到北京的万水千山，也不仅仅是从地面到天空几公里扩展到几百公里的距离，而是另外一些越过生命极限、超出想象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