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底，我们 12 个人来京报到。
1998 年 1 月 5 日，12 名中国航天员正式由空军移交给原国防科工委，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原办公区举行了一个仪式。
当时两个大单位的首长参加仪式。空军首长对我们的入选表示祝贺，同时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记得，首长对我们褒扬有加，称我们是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空军真是舍不得，但国家有需要，航天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更重要、更具有挑战的岗位，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今年空军创建 60 周年大庆，我们全体航天员回了“娘家”，参加了全部庆祝活动。置身于熟悉的部队，听着熟悉的呼啸声，我们仿佛又重新站到了飞行员的队列中。
原国防科工委的首长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对空军诚挚致谢。
虽然整个仪式的过程十分简短，而且对外秘而不宣，却意味着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在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神圣的使命，我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那一天，1 月 5 日，成为我们航天员大队的诞生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它，像过我们共同的生日一样。
刚到航天员大队我们就换了装。但是当时还没有航天标志，也没有航天员的等级。所以那时候还都是戴的飞行员标志。直到我们有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标志，才摘下了胸前的空军部队飞行徽标。
1997 年底，我们 12 人来京报到时，恰逢年终岁尾。接下来就是按上级指示，尽快搬家，入住航天城。给的时间是一个星期。
我匆忙回到部队，开始搬家前的忙乱。那时我儿子杨宁康刚刚两岁，因为太忙顾不上他，就把他送回了辽宁老家。可以想见，部队的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前来道贺，但并没太多机会坐下来叙谈旧情，他们更多的是在帮我打点行装。
我和战友们平时关系相处得极好，他们和我也不讲客气，都觉得我当了航天员，进了北京，搬去航天城，待遇肯定不错，条件会更好，什么东西都会有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当了航天员，工资一万多，住师职房，每个人配辆车……这种条件让我和战友们都以为，待遇要翻上好几番。
战友们的意思是，现在你这些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也都用不上，还不得扔！所以，让我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拿，全给他们留下。
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就说，到了那儿给你配车，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推走！在四川，除了我的“歼-6”，我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自行车给骑走了。
还有电视机、床、书架、锅……基本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分了。我最值钱的两万块钱的音响，他们说你也别带走了，给了我两千块钱，拿走了。最后剩下一台旧的录像机没人要。
几天后，我就带着那台录像机，几个木箱子装着幸存的书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床被子，来到了航天城。
到了后看看其他人，和我情况也差不多，带过来的东西都比较少。想来和我一样大多留在原部队了。
航天城坐落在北京的西北部，相对北京市区还比较偏远，进城要走八达岭高速，坐车也挺不容易。我们 12 名航天员和爱人进行了分工，她们去商场买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就去买家具。
没有太多时间挑选，看着差不多的东西，大家就一起买回来。我们的家都在一个住宅楼里，所以直到现在，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用电器是一样的，装修装饰也都差不多。有些人看了，不明就里，还说：“你们待遇真是不错，连这都是统一配发的啊。”
许多东西都是在这一个星期完成的，许多事情也在这一星期弄明白：工资还是按级别和军衔走，只加了几百块补贴，但不飞行了，没有飞行补贴，薪金还不如过去多；我们住的都是团职房；每个人配车更是不可能的事，外出还是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
家总算安排停当，却被告知自己不能住在家里。我们要住那所专门的两层小楼——航天员公寓，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航天城最神秘的“红房子”。它自成一个小院落，平时有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进入，即使是航天城内部的科研人员。而我们，周一到周五必须住在这里，与外界隔绝，不能离开。
国外的航天员平时是各自分散居住的，只到执行任务前才会集中。而中国的航天员在管理上采用集中管理，从第一天起我们全部14 个航天员便朝夕相处，一同“隐居”起来，成了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