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的国庆节，所里给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个人放了三天假。为了给我送行，父亲和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还带了我平时最爱吃的螃蟹。
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更是好久没有见过父母。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一下，我感觉非常温暖。就像将要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的那种依恋和珍惜。
这三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是和父母、妻子、儿子一起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在聊天中，时不时会涉及飞行的话题。毫无疑问，家里人很关心这件事儿，却又不好多说。他们希望我实现愿望，又担心我的安危。
父亲和母亲在那里犯琢磨，有时忍不住就小心地问我：你学得怎么样，是不是能飞行？但我常常岔开话题，不对他们说排名情况，只是告诉他们，我进梯队了，有希望去飞。
我心里相信自己肯定要首飞，虽然不怎么想危险的问题，但潜意识里有这个准备，它毕竟是高风险的，况且 2003 年航天界发生了那么多事故，可以说是大灾大难的一年。所以我就想更多地和家里人在一起待一待，我们有意绕开一个显然很大的话题，小心翼翼，让这次节日团聚变得安静隐忍。
2003 年 10 月 12 日，清晨，空中飘着零星的秋雨，站在航天城向西眺望，西山上昨晚落下的第一场瑞雪清晰可见。
7 时 45 分，我和翟志刚、聂海胜依次走出航天员公寓，来到送行现场。今天，我们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我的家人、战友和航天城的老老少少已经早早地站在广场上。人们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等在那里为我们送行。我的父母、我妻子和儿子也在人群里，我一走过去，母亲就拉住我：“冷不冷啊？”
我说：“不冷。天凉了，你们要多穿点衣服，别惦记我。”
父母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没有再开口。我知道，他们担心我的安全，就对他们笑笑说：“为了这次载人航天，国家花了那么大力气，能考虑到的都考虑到了，安全不会有问题。我训练了五年，该掌握的也都掌握了，你们就放心吧！”
对父母说完话，我回头看着玉梅，对她笑了笑，没说什么。我看她的眼睛，里面没有泪水，我虽然觉得玉梅并不是个脆弱的人，但这会儿她的坚强表现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时我们周围人挺多的，玉梅想说什么又一时不知该说点啥才好，突兀地问了我一句：“带便服没有？”好像我要上街或者出差。
我知道她这是有些慌了，笑着反问她：“带便服干啥？”
小宁康表现得很兴奋，扯着我的手，一下一下摇着。我俯下身亲了一下儿子，他歪着脑袋对我说：“爸爸你早点回来哟，教我打游戏。”
我和全家人看上去都很平静。后来我看到有记者写道：“没想到，他和亲人的告别竟出人意料地平静，平静得就像他平时去上班。我们见过种种军人的告别——上战场，上抗洪大堤，上风雪边关……然而却不曾见过如此重大的、划时代的告别，竟然这般轻松。”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时应当有动情的、挥泪送别的场面，但是，真的没有。
有记者当场问我：“你真的不紧张？”
我笑着回了一句：“有啥可紧张的？”
前一天晚上，考虑到第二天要走，我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我说得似乎很随意，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她好像听出了别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无论是在家里聊天，还是在电话当中交谈，我和家人都有意或是无意地绕开了最敏感的话题——生死。在我的亲人们那里，似乎不存在“一旦”和“万一”，这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回避了。
满眼是鲜红如火的标语，满眼是亲人殷切期盼的脸，满眼是战友们举起的手……在这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翟志刚、聂海胜登车驶离航天城。
9 时 20 分，我们乘专机飞向远方，飞向那个即将实现的巨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