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5 日凌晨 2 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将我从酣睡中唤醒。这是随行的医生来叫我们起床。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第二次敲门，第一次，我竟然没有醒来。
满打满算，我睡了五个小时，但这五个小时睡得很香、很沉，好像比之前所有的夜晚都睡得踏实。
起床后，医生对我进行了常规体检。我的状况是高压 116，心率76，体温 36.1℃，一切都很正常。首飞的任务由我执行。
翟志刚和聂海胜也起床进行了体检。之后，我们三个人就穿着棉大衣，直接去吃早餐。
和平时一样，早餐的内容按已经确定的食谱准备，并没有特别的东西。我们部队的机关灶大都差不多，有面条、馒头、米饭、面包等等。
我平时是最不爱吃面条的，好像部队每天早饭都有面条，习惯性的。我那天早晨吃了些面条，但没敢放开吃，所以总觉得没吃饱。快离开饭厅时，就说：“不行，我还得来点肉。”又吃了一些有肉的菜。
吃饭时，志刚不知从哪里要来一瓶红酒，他和海胜各倒了半杯。因为执行任务不能喝酒，我倒了半杯矿泉水。志刚一定要我在里面滴点红酒，他说：“虽然以水代酒，也要给你加点颜色，喜庆喜庆。”
他们预祝我以最好的状态飞行，顺利完成任务。
三个战友站起身来，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时针指向凌晨 3 时，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我们三个人离开“问天阁”时，在客厅的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程序，俄罗斯的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都要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
前期的准备工作复杂而繁琐，虽然程序和平时训练一样，但各项内容都要反复测试、确认。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程序单，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画勾。
我的各种生理指标全部检测了一遍，确认正常；我穿上生理背心，工作人员给我贴上电极。之后穿航天服的“内衣”，“尿不湿”这时也要加上（从这时起就不能上卫生间了。穿上航天服直至飞行一天回到地面，中间有 30 多个小时）。
测试航天服，确认正常；测试无线电，确认正常……
5 时整，所有测试结束，我穿着航天服和工作人员以及领导们合影，因为之前一直都在紧张地准备，没有顾上。5 时 20 分，我们坐在了“问天阁”的会见厅里，翟志刚和聂海胜身着蓝色出征服站在我身后两侧。照相机记录下了我们三人预备出征的一刻。
从凌晨起床到这一刻，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状态，所有工作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行云流水，间不容发，我也全神贯注，心思全用在应对每个细节上。
随着照相机拍照的快门声落下，随着环绕于身前身后的工作人员离开，四周似乎突然安静下来，这时我好像突然置身于空阔的场地中央，我这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今天将是我生命中伟大的一天！那么，让所有应该到来的都到来吧！
很多人问过我，当我得知自己被确定为首飞航天员之后，是否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使命对国家的意义。说实话，这不是当时才会去想的。
早在执行任务之前，在这么多年艰苦备尝的训练当中，特别是一次次面临严格选拔和激烈竞争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不止一次地闪现过、思索过。为什么要去执行任务？为谁去执行任务？答案早就埋在心里了。
因此，当得知自己被确定首飞之后，我并没有再去想执行这个任务的重要和神圣，而是在想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程序执行，几分几秒干什么都非常明确。而要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此时再去想“重大意义”和“神圣使命”，于事无益。它早已经内化为我们航天员的精神气质，此时，“放下”才是最好的状态，才能心理平稳、冷静从容，以全部身心执行好每一项程序。
当然，面临这么一件大事，心理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我突然生出许多感慨，经过五年半的艰苦训练，实际上就是为了等到执行任务的这一天，这是所有航天员共同的目标，是我的目标，现在，它就要实现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如果说这时没有强烈的激动，是假话，但片刻之后我就平静下来，没让自己想太多，我明白接下来的工作很复杂，我得考虑如何一项项完成，不出纰漏。
还有人问我，你们在上天之前有没有写遗嘱什么的，需不需要留下什么话。
大家知道，战士上战场之前会写请战书和遗嘱。虽然我们也作为军人奉命出征，但从来没有写过遗嘱，没人想到这件事。在空军当飞行员时，也不会去想这件事。
我清楚地知道，航天飞行面临着极高的风险，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回不来。
一则我对祖国的飞船和航天科技非常信任，各大系统都有充分保证；二则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训练已经做得非常充分，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考虑在内了，包括当年俄罗斯飞船返回偏离之后，我们还针对这种情况加做了一个模拟失效实验。做实验的时候把飞船座椅都拆了，在座椅的位置搭一块木板，我就坐在木板上，一只手握着操作杆，另一只手用一个秒表测时间。
进一步说，虽然我们的工作尽量做到万无一失，确实仍会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危险随时可能爆发，这也是世界航天界事故频发，许多航天员献出了生命的原因。但作为航天员，明明知道风险在那里，当我们真正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很少去想风险发生的概率。
这跟我们对这个职业的理解有关系，当初选择了它，就做了牺牲生命的准备，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
也跟我们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飞了那么多年有关系，没有哪个飞行员不知道飞行是一种风险，在空军飞行十年二十年的人，没参加过追悼会的太少了！每一次飞行都是在承担一次风险，但是没有哪个飞行员一上飞机就想着会不会出事，如果这样想，就没法执行任务了。
当年发生“空中停车”事故的第二天，我还是照常飞行，并没有因此而休息。对于一名飞行了多年的飞行员来说，潜意识里，风险意识时刻存在，但平时谁也不会把安全问题挂在嘴上，每次去飞行，就像普通人蹬起自行车就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