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若不是遇上新奇的事(事情也往往因其新奇而有了价值),我不会轻易放下手中这件工作[1]。但是这件工作那么奇异,又与惯常的做法迥然不同,我就乐此不疲了。
几年来我陷入了因孤独压抑而形成的一种忧郁情绪,这种情绪跟我的天性是非常敌对的;首先在我心中滋生写作的欲望。然而,实在缺乏题材,我就把自己作为论辩的对象和文章的主题。这样一部书在体裁上独树一帜,表现上也不免惊世骇俗。这部作品会因新异而引人注目;因为这样一个主题如此不着边际,琐碎,世界上最高明的巧手也无法缀合成文,值得大家一读。
于是,夫人,为了生动地描绘我自己,我若不提到我对您的品德所抱的敬意,我就忘了生活中的重要一面。我愿意在本文开头就这样做,因为在您的许多美德中,您对孩子的爱心尤其突出。您的丈夫德·埃斯蒂萨克先生使您早年守寡;像您这样地位的法国贵夫人,自有许多豪门望族向您提亲;您守身如玉毫不动心,多少年来含辛茹苦,在法国四处奔波照料孩子,至今还使您难以脱身。由于您的谨慎或者说福分,生活中一切顺利;知道上述这些事的人,必然会像我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母爱楷模非您莫属。
我要赞美上帝,夫人,您的母爱得到了那么好的报应;因为您的儿子德·埃斯蒂萨克先生显出前途无量,完全可以保证当他自立之时,您会得到一个杰出的儿子的服从和感激。但是,他尚年幼,还不能体会您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我无力和无言向他陈述这一切时,这篇文章总有一天会落入他的手中,我愿意他从我这里得到这份真实的见证;若蒙上帝垂顾,会在他的心中引起更大的激情。法国还没有一位贵族像他那么得益于母亲的教导,他今后除了以自身的善良和品德以外,也无法对您表示更深切的眷念。
如果有什么真正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普遍和永久存在于动物和人中间的某种本能(这点不是没有争议的),以我的看法来说,每个动物在自我保护和逃避危险的意识以后,接下来的感情便是对自己后代的关心。这仿佛是大自然为人间万物繁衍和延续对我们所作的嘱咐。若回头来看,孩子对父辈的爱不是那么深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还有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那就是真心相待的人,付出的爱总比得到的爱要多;赐惠于人的人总比受惠的人爱得深;作品若有灵性的话,也不会爱作者胜过作者爱作品。尤其我们都很珍惜自身,自身又是行动与工作组成的;由此每个人多少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中。赐惠的人完成了一件美好和诚实的工作,而受惠的人只是得益而已。得益远远不及诚实可爱。诚实是稳定的,长存的,做事诚实的人心里永远感到满足。得益很容易消失;留下的回忆也不是新鲜和温柔的。愈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愈亲切;赐惠要比受惠难。
既然上帝赐给我们理智,为了我们不像动物那样盲目接受一般规律的束缚,而是以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去适应情况,我们应该向自然的权威作出让步,但是不是听任自己受自然专横的摆布。唯有理智才可以指导我们的天性。
我本人对于不经过理性判断而在内心产生的这些意向,表示格外的淡漠。因为,在我所谈的那个问题上,有人抱着初生婴儿充满热情,而我对这个心灵既没有活动、形体还未定型也就谈不上可爱的小东西,决不会产生感情。我也不乐意有人在我面前给他们喂奶。随着我们对他们有了认识,才会有一种真正的合宜的感情产生和发展;他们若值得爱,天性和理智相互推进,那时才会以一种真正的父爱爱他们。他们若不值得爱,尽管有天性我们还是以理智作为准则。
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有的父亲在他们童年时不惜花钱买玩具,对他们成长后所需的费用却很吝啬。甚至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即将离开尘世的时候,看到他们成家立业享受人生会产生一种妒意,使我们对他们锱铢必较。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好像催促我们让道,我们会感到生气。因为,说实在的,他们能够存在和生活,会损及我们的存在和生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物规律;如果我们对此害怕,那就不应该当父亲。
我自己则认为,当他们有能力时不让他们分享和过问我们的财富,掌管我们的家务,这都是残酷和不公正的,既然我们养育他们是为了他们很好生活,而又无须节衣缩食去满足他们的需要。
一个年迈衰老、奄奄一息的父亲,坐在火炉旁独自享受足够好几个孩子培育之用的财产;而孩子苦于经济拮据而虚度青春年华,无法为大众服务又不能阅历人生,这是很不公正的。因此,他们陷入绝望,通过各种方法——即使是不公正的——也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就见过许多好人家出身的青年,偷窃成性,任何惩罚都无法挽救他们。我认识一名青年,还跟我沾亲带故,我应他的兄弟——一位非常正直自尊的贵族——的要求为此跟他谈过一次。他向我坦诚承认他走上这条邪路,完全是父亲的刻板和吝啬,但是他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时,他跟其他人一起在早晨访问一位贵夫人,偷窃她的指环时被人逮住。
这使我想起另一位贵族的故事。他青年时代沉溺在这项不光彩的行当;日后他有了家产,决定洗面革心,然而,每当他经过一家商店,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行窃的欲望,宁可以后派人再去付钱。我也认识好几个积习难返的人,平时甚至偷同伴的东西,然后又去归还原主。
我是加斯科涅人,对这一种恶习也最不能理解。我在感情上感到厌恶,要多于从理智上去谴责;只是我从来没想过从谁那儿去偷东西。说真的,这个地区比法国其他地区更加斥责偷窃行为;可是我们现时好几次看到其他乡镇的良家子弟犯下可怕的偷窃罪落入了法网。我觉得这类不轨行为中,父亲的恶习难辞其咎。
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天一位明白事理的贵族守着自己的财产,不是为了别的,仅仅以此让儿辈尊重他和对他有所求;当岁月剥夺了他的其他一切力量时,这是他唯一掌握的手段让自己在家庭内保持威严,不遭人唾弃(其实,亚里士多德说过,不但是老年,一切方面的软弱,都会使人吝啬)。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也是一种药,治疗一种我们必须避免的病痛。
一个父亲只是因为孩子对他有所求而爱他——若这也称为爱的话——也是够惨的了。
应该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贵重物质成了灰也有其价值,德高者的遗骸我们一向对之敬重异常。一个人一生光明磊落,到了晚年也不会成为真正的老朽,他依然受到尊敬,尤其受到他的儿辈的尊敬,要他们的内心不忘责任,只有通过理智来教导,而不是以物质相诱惑,也不能以粗暴相要挟。
他以为建立在暴力上的权威,比与爱心相连的权威,更受人尊敬,更牢固;至少以我来说,这样的人大错特错[2]。
——泰伦斯
训练一颗温柔的心灵向往荣誉和自由,我反对在教育中有任何粗暴对待。在强制性行为中总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奴役意味;我的看法是:不能用理智、谨慎和计谋来完成的事,也无法用强力来完成。
我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他们告诉我小时候只挨过两次鞭打,都是轻轻的。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还在襁褓中就死去了。唯有我的女儿莱奥诺逃过这个厄运,她已六岁多,无论教育她还是惩罚她的童年错误,母亲都轻声轻气谆谆教导。当我感到失望时,总是其他许多原因失误,而不能怪罪于我的教育方法,我相信我的方法是正确和合乎天性的。
我对男孩的教育还要细致,男孩天性不易屈居人下,更加追求豪放;我喜欢他们头脑机灵,心地坦诚。我看到鞭打是产生不了效果的,不是使心灵更加孱弱便是更加冥顽不化。
我们不是愿意得到孩子的爱吗?我们不是愿意他们不要祈祷我们早死吗?(当然这种可恶的祈祷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原谅的:“任何罪恶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上的[3]。”)那么在我们力能所及的范围内理性地协助他们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些,我们不能结婚太早,使我们的年龄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大。因为这个弊病会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这话特别是针对贵族而言的,贵族悠闲自在,——像大家说的——靠年金过日子。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依靠收入,家庭需要许多的子女维持,子女也是发财致富的新工具和手段。
我在三十三岁时结婚,我同意三十五岁最佳,据说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柏拉图不主张在三十岁前结婚;他也有理由嘲笑那些在五十五岁后才想到结婚的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不值得糟蹋粮食,不配生活。
泰利斯提出真正的限制年龄,他的母亲催他成亲,他还年轻时回答说还不到时候;他到了年纪时又说过了时候。对一桩不适当的事总找不到适当的时间。古代高卢人[4]认为,在二十岁以前跟女人发生关系是绝对要谴责的,还特地嘱咐男人,他们是为战争而培育的,在成年以前要保持童贞,尤其跟女人睡觉会消蚀勇气和变得心猿意马。
那时他与年轻妻子结合,高高兴兴生儿育女,他当父亲,当丈夫,丧失了昔日的勇气[5]。
——塔索
希腊历史记载,耶唐·塔桑丁、克里索、阿斯蒂吕斯、狄奥蓬布斯和其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角力场竞技和其他锻炼,他们在整个时期避免一切房事。
突尼斯国王穆莱·哈桑,是由查理五世皇帝扶上王位的,他责怪父亲念念不忘他的妻妾,说他是懦夫,女人腔,生育机器。
在西班牙印第安人的某些国家里,男人要到四十岁才允许结婚,而女人在十岁就可以成亲。
一位贵族到了三十五岁,还没到时间把位子让给二十岁的儿子,他自己还要随军出征和侍奉朝廷。他需要财产,应该留下一部分,不能因别人而忘了自己。父亲们平时嘴上常挂了这句话,用在这样的人身上是很得体的:“我不愿意在躺下以前给人剥光了衣服。”
但是一个年迈多病的父亲,虚弱不堪,已不参加社交,空自守着一大笔财富不放,对自己对家里人都是不利的。他若明白事理,应该适时脱了衣服去躺下:他不要脱到衬衣,可以留下一件温暖的睡袍;其余一切用不着的浮财,要心甘情愿地分送给按血缘情分应该占有的人。
他让他们占有大自然剥夺他享用的东西,这是应该的;不然无疑会引起恶意和嫉妒。查理五世平生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从古代国王那里懂得了这个道理:当皇袍压在身上太重而妨碍行动时,就要听从理智脱下来;当两腿搬不动时,就要躺下来。当他感到内心缺乏决断和力量,已不能像全盛时代那样处理国事时,他就把他的治国方略、威望和权力转交给他的儿子。
你若是一个明智的人,及时取下你那匹老马的笼头,不要跑到后来马失前蹄,跌倒在地,成为笑柄[6]。
——贺拉斯
不及早有自知之明,不感到岁月不饶人,会使身体与灵魂两方面都受到极度的摧残(灵魂与身体是对等的,有时灵魂更占一半以上),这样的错误使世上多少伟人身败名裂。我从前见过,还熟悉一些有声望的人物,他们在美好的年代声名远播,然而曾几何时英名迅速殒落。为了他们的荣誉,我多么愿意向他们进一言,文治武功已不是他们所能参与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隐享受清福。
从前我经常出入一家贵族门第,他晚年丧偶,但是并不老态龙钟。他有好几个待嫁的女儿,一个将要踏进社会的儿子;他家有许多意外的支出和访客,他对此很少感兴趣,不但要考虑节省开支,还因年岁的关系要过一种与我们相差很远的生活。有一天我像平常那样大胆跟他说不妨给年轻人让位,把他的住宅(他也只有这幢房子宜于居住)留给他的儿子,自己搬到附近的庄园去安身,那儿没有人来搅乱他的休息;鉴于他的孩子的情况,不这样他无法不受大家的打扰。他后来听从我的话,一直过得很好。
这并不是说作出这样的允诺后就不可收回。现在我巳垂垂老矣,让我的子女享用我的房屋和财产,但是一且他们让我有理由反悔的话,我有这样做的自由。我让他们使用我的房屋,因为这对我已不必要,但是我对总的事务——只要我乐意——还保留一种权威;因为提携子女管理家务,在有生之年督促他们的行为,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劝告和意见,亲眼目睹他的后人如何继承家门的光荣和传统,对他们未来的作为寄予希望,这对一位老父来说是多么大的慰藉。
也鉴于如此,我不愿离开我的子女,我愿意就近观察他们,根据健康的情况分享他们的欢乐和节日。我若不生活在他们中间(比如我年高多愁,疾病缠身,不可能不使大家扫兴,也影响和改变我自己的生活起居规律),至少借我的房子的一角,住在他们附近,一切不必讲究,但求实惠。不像我在前几年见到的普瓦蒂埃的圣希莱尔教长,生了抑郁症感到极度孤独,我去过他的房间,他已有二十二年没有走出门槛一步;其实除了风湿病影响他的胃以外,行动完全自由和正常。每星期仅一次他允许别人进去看他,他总是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里,除了一个仆人一天一次带食物给他,进来出去也从不作逗留。他的生活就是室内散步和阅读(因为他还懂得文学),一心一意要悄悄地离开人世,不久以后的确也是这样死去的。
我跟孩子有过一次温和的谈话,试图在他们心中培育一种对我坦诚的情谊——这对本性善良的人是不难做到的;当然我们这个世纪不乏凶猛的野兽,如果人成了那个样子,也只能像对待凶猛的野兽那样憎恨和避开他们。
还有一种习俗我也不敢苟同,就是不许孩子叫父亲,而用另一种奇怪的更为尊敬的称呼,仿佛这种自然的称呼不足以表示我们的权威;我们称上帝为至高无上的天父,却鄙视孩子对我们用父亲这个称呼。不许长大的孩子跟父亲怀有亲密的感情,要大人保持一种严肃高高在上的态度,以为这样可使他们敬畏服从,这也是不正确的和没有理性的。因为这简直是一场无意义的闹剧,在孩子眼里看来他们是讨厌的、甚至是可笑的父亲。他们青春焕发,精力充沛,享有人生的机遇和赐予;对一个心脏和血管内已没有多少热血,还摆出一副傲慢暴戾的神气,若大麻田里的稻草人,他们只会嗤之以鼻。在我能够令人敬畏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叫人爱戴。
人到老年有那么多的缺点,又_么无能为力;他容易受人唾弃,他熊得到的最好的报偿是儿辈的温情和爱,颐指气使、以势压人再也不能成为武器。
我见到一个人,他在青年时代盛气凌人。当他上了年纪,虽则过得尽可能地理智,他还是打人,咬人,赌咒,简直是脾气最急躁的法国大老爷;他时时处处窥探四周,非常警觉,然而这一切只是一出喜剧。他的一家串通一气瞒着他;尽管他把钥匙放在兜里,须臾不离,看得比眼睛还贵重,别人照样任意取用他的粮仓、库房、甚至钱柜里的东西,他自奉甚俭,三餐简单,可是他家的其他房间里花天酒地,吆五喝六,把他的怒气和小气作为笑柄。人人都望风防着他。如果哪个胆小怕事的仆人向他打小报告,他只会怀疑他;这是老年人常犯的通病。他多少次在我面前夸耀他对家里人订下各种规矩,家里人对他如何顺从和尊敬;他看事情多么眼明心亮。
唯有他一人蒙在鼓里[7]。
——泰伦斯
我不认识还有谁比他有过更高的天赋和才学,善于自持,却又一蹶不振地回到了孩提时代。这说明我为什么在许多同类故事中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典型来叙述。
他是否可以不致如此或者成为另外一个样,这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在他的面前,大家什么事都让着他。没有人违背他,都让他的权威得到虚妄的满足。大家相信他,大家怕他,大家全心全意尊敬他。他辞退一名仆人,仆人卷了铺盖走;但只是走出他的视线而巳。老人的腿脚不灵,神志不清;不会发觉那名仆人依然长期生活在大院内当差。然后时机来到,从远地方发来几封信,仆人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口口声声答应以后好好干,这样他又得到他的宽恕。
老爷要做一件事或发一封信,凡不合别人心意的就被扣住,然后编造许多理由,不是说传递出了问题,就是得不到回音。外界的信没有一封是由他先看的,他只能看到别人认为他看了无碍的信。有的信凑巧先落到他的手里,他习惯交给别人给他念,别人就随口胡编,有人在信里骂他,也说成是向他求情。到了后来他看到关于自己的事无一不是虚假的,事前布置的;为了不引起他的烦恼和愤怒一切都叫他称心如意。
我看到许多家庭成年累月搬演这类喜剧,形式不同,效果是相似的。
妻子跟丈夫意见相左,司空见惯。她们决不会放过机会去对付他们;任何借口都可作为她们驳不倒的辩护。我见过一位夫人从丈夫那里骗了大量钱财,只为了——据她说一向忏悔师献上更多的施舍。你们能相信这一笔虔诚的消费么,凡是丈夫同意的让步,她们都觉得不够称心,非得狡黯或自负地,然而总是不正当地耍些花招,这样得来的东西才有意思和刺激。在我提到的这件事上,她们是以孩子的名义去反对一位可怜的老人,她们以此作为招牌,公然为自己的私利打算;仿佛她们都是受奴役的人,奋起反抗她们的奴隶主和官府。如果那些男孩长大成人,他们也会不加节制地恩威并施,去收买总管、帐房和其他人。
无妻无儿的老人遭到此种不幸,较为少见,然而也更残酷更丧失尊严。老加图在他的时代说过,多少仆人就是多少敌人。如果把那时代的风俗淳朴与今日相比较,岂不是在警告我们妻子、儿女、仆人个个都是敌人么。幸而,人到了老朽,耳聋眼花,麻木不仁,任人欺侮而不知,这也是天赐之福。如果我们斤斤计较,在这个时代法官可以用钱收买,判断是非经常站在年轻人的立场,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
我即使看不到这类欺骗行为,至少我不会看不到我是非常容易受欺骗的。人家不厌其烦地说朋友是多么可贵,而家庭关系完全是另一码事。我看到动物中间这种纯洁的关系,多么肃然起敬!
如果有人欺骗我,至少我不欺骗自己说自己是不会受骗的,也不绞尽脑汁去这样做。我只有依靠自己逃过这样的背叛,不是疑神疑鬼担心不安,而且抱定决心不以为然。
当我听到某人的事,我关心的不是他;而是回过头来想到自己的处境。他遇到的一切都与我有关。他的遭遇是对我的警告,也促使我清醒。如果我们知道回顾自己和扩大思路,每天每时每刻谈论其他人,其实也是在谈论我们自己。
有许多作家,当他们鲁莽地勇往直前攻击他人的事业,殊不知这也是在损害自己的事业,这些攻击也可被敌人利用进行反击。
已故的德·蒙吕克元帅,有一个儿子,是一位正直、年轻有为的贵族,不幸死于马德拉岛上。元帅丧子以后向我透露,他有许多遗憾,其中最令他痛心的是他觉得从未与儿子有过内心的交流。他摆出父亲的威严,使他永远失去体会和了解儿子的心意的机会,向他表示自己对他深沉的爱和对他的品德的钦佩之情。他说:“这个可怜的孩于在我脸上看到的只是皱紧眉头,充满轻蔑的表情,始终认为我既不知道爱他也不知道正确评估他的才能。我心里对他怀着这种异常的感情,我还要留着给谁去发现呢?知道了又是喜欢又是感激的还不是他么?而我压抑和限制自己却去摆出这张假装尊严的脸。我失去了跟他交谈、对他表示爱的乐趣,他对我也必然非常冷淡,既然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是严峻的态度,感到我的态度犹如一名暴君。”
我觉得他的怨恨是有根据和有道理的。因为我从自身的经验来说,当我们失去朋友时,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我们不曾忘记对他倾情相诉,跟他们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
我对家里人开诚布公,乐意向他们说出我的意愿,我对他们以及对任何其他人的看法。我坦陈心曲唯恐落后,因为我不愿意人家对我有任何误解。
在凯撒提到古代高卢的奇风异俗中,有一条是孩子不许见自己的父亲,也不敢与父亲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这要等到他们开始扛起武器,仿佛以此说明,那个时候父亲才能亲切地跟他们来往。
我还发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种不适当的做法,父亲不但过完漫长的一生前剥夺孩子享有的财富,还在身后把处置遗物的权利交给妻子,由她们随心所欲地支配。我还认识一位贵人,还是王国最高将领之一。他从继承权来说每年可以有五万埃居的年金,然而在五十多岁逝世时债台高筑,贫困潦倒;而他的母亲风烛残年,却在享用他的父亲八十高龄寿终时遗赠的全部财产。我觉得这点毫无理性可言。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事业顺利发展的人,再去追求一个会带来巨大嫁妆的女人,这对事情并无帮助。俗语说:外债最会令人倾家荡产。我们的祖先一致遵守这句箴言,我也是如此。
但是有人劝我们不要娶有钱人家的女儿,怕这样的妻子娇贵,不好侍候,这完全是为了一个不足为信的猜测而失去一个真正的机缘,他们这样说是不对的。对一个不通情理的女人来说,任何一条理由都是说服不了她的。她们愈输理的时候愈是自我欣赏。她们就是爱歪理;而贤淑的女人,她们以自己的品行为荣,她们愈富有愈愿意做好事,就像愈美丽的女人愈要保持贞节。
根据法律,孩子没有到达成年自立以前,由母亲管理家务,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女性有女性的弱点,父亲不能期望孩子成年时在智慧和能力上超过他的妻子,这就是父亲管教不严了。可是,让母亲完全遵照孩子的性情行事,这更有违于天性。女性必须享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按照她们的门第和年龄去维持她们的地位,尤其拮据和匮乏对女性比对男性来说更难忍受得多。所以负担应该落在儿子身上,而不是母亲身上。
总的来说,我觉得人在临终时对遗产最正当的安排是遗赠给家乡。法律比我们想得更周到,就是选择不当,由法律来承担,也比由我们在匆忙中贸然承担为佳。财产到头来不是我们的,既然从民法来说,在我们死后财产必须留给后人。虽然我们尚有自由支配的权利,我认为必须有十分明显的重要理由,才能剥夺一个人按照出身和一般情理应该享有的继承权。随心所欲和任意安排,这是违情悖理,滥用自由。
叨天之幸,我一生中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诱使我的爱心违背法律和常情。我善于识人,知道跟谁是犯不上长期真心对待的!说错一句话,使十年恩情前功尽弃。谁能在最后时刻对他们曲意奉承,这算是他做到了家,关键是做得恰到好处;不是最经常、最善意的关心,而是最近期、最实在的关心才会功德圆满。
有的人利用遗嘱,如同一手拿苹果,一手拿藤条,对于意欲染指的人每个行动都在其赏罚之中。继承是一件事关重大的、后果深远的行为,不能随时间的变换,出尔反尔。在这件事上,贤人一旦根据理智和大众意见作出决定后不再更改。
我们太看重男性继承权,企图让自己的姓氏永留人间,未免可笑;我们也爱对天真的孩子的未来妄加猜测。无论在知识还是在体育课程方面,我当年不但在兄弟中间,也在全省少年中间,是最笨、最迟钝、最无精打采的一个,如果从而把我排斥在我的圈子以外,那就有欠公平。我们作出这些往往不准确的猜测并信以为真,据此作出事关重大的选择,这是疯狂的行为。如果我们要打破这条规则,纠正我们的继承者受命运安排的命运,首先可从外表来考虑,排斥那些重大的生理缺陷,这是永久不可改变的瑕疵,在我们这些欣赏美的人来看,也是严重有害的。
柏拉图的立法官和他的公民们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转述如下:他们说:“我们感到末日来临时,为什么不能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遗留给我们喜欢的人呢?在我们的病榻边,在我们年老力衰时,在我们的事务中,我们的亲人曾经给过我们不同程度的帮助,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思或多或少地分赠给他,哦,神啊,这是多么残酷!”立法官对此作出下面的回答:“我的朋友,你们无疑将不久于人世,根据德尔法城阿波罗神谕,你们很难了解自己,很难了解属于你们的东西。我是立法官,认为你们不属于你们,你们享有的东西也不属于你们。你们的财物和你们,不论过去与未来都是属于你们的家庭的。还可以说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财物是属于集体的。如果阿谀奉承的人趁你们年老多病,或者趁你们自己一时热情,唆使你们不恰当地立下一张不公正的遗嘱,我会加以阻止的。但是为了城邦的公众利益和你们的家庭利益,我会订下法律,让大家合情合理地感到个人的财产应该归于集体。你们悄悄地、心甘情愿地去到人类需要你们去的地方。而由我,对事物一视同仁,尽可能从大众利益出发照应你们的遗物。”
回到我的话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女人在一切方面不应该控制男人,除非从天然的母性一面来说,去惩罚那些脾气暴躁,又乐意听候她发落的人。但是这不涉及我们正在讨论的老年妇女的问题。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那么乐意制订和实施这条剥夺女人继承王位权利的法律,然而这条法律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世界上没有一块领地像这里一样,不得到类似理智的批准而援引这条法律的。但是命运赋予它的权威性则是各地不同的。
把继承权交给母亲分配,并由她们对孩子作出选择,这充满了风险。她们的选择常常怀有私心,变幻不定。因为怀孕期喜怒无常的病态心理,时时出现在她们的心灵上。一般常见的是她们偏爱最儒弱、最鲁钝或者——若有的话——那些还搂在怀里的孩子。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实事求是地对待事物,她们就听任感觉和印象的摆布;就像动物,只认识挂在奶头上的小崽。
总之,从历来的经验也不难看出,这种天生的热情没有深厚的根基,虽然我们对此非常郑重其事。我们可以用小小一笔钱叫做母亲的天天抛下自己的孩子,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我们不愿托付的体弱的保姆,或者由一头奶羊喂养。不管他们的孩子会遇到什么危险,就是不许她们喂他们,还不许她们照看他们,要全心全意为我们的孩子服务。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私生的感情,这种感情比天生的感情更强烈更操心。要保存人家的孩子甚于保存自家的孩子。我提到奶羊,这是因为在我家附近的村妇,在不能喂养自己的孩子时习惯上用羊奶喂养。我还有两名仆人,喂母奶都没有超过一周。这些奶羊训练有素,当婴儿啼叫时,认得出他们的声音,赶过来喂他们。如果换了另一个婴儿,它们就不肯喂;婴儿换了一头奶羊也会不肯吃。从前我还见到一个婴儿不肯吃另一头奶羊的奶而饿死,因为原来那头奶羊是他的父亲向邻居借来的。牲畜跟我们一样,天生的感情也会衰退,让位于私生的感情。
希罗多德提到利比亚有一个区域,男人与女人杂居一起,孩子到了会走路的年纪,靠了天性的指引,会走到人群中找出自己的父亲,我相信经常会出错。
只因为孩子是我们生育的,我们爱他们,把他们称为另一个自己;那么另有一样东西也是来自我们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心灵产物,它们是我们的智慧、勇气和才干孕育的,比肉体孕育的更加高尚,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孕育它们时既当父亲又当母亲;这些产物叫我们花更大的代价,如果是有益的话,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光荣。因为我们其他孩子的价值更多来自他们自己,而不是来自我们;我们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第二类孩子的一切美、典雅和价值都来自我们,因而,它们比其他的一切更能代表我们自己,使我们激动。
柏拉图还说,这是一些不朽的孩子,使它们的父亲名留青史,甚至被奉为神明,如在米诺斯一样。
史书上充满父辈热爱孩子的模范事迹,我觉得在此引述一则也不算是题外之言。赫里奥道鲁斯是特里加的善良的主教,他宁可失去令人尊敬的神职带来的尊严、收入和虔诚,也不愿失去他的女儿[8];他的女儿至今还活着,非常温柔,然而作为神职人员的女儿来说打扮得花枝招展,过于妖冶。
在罗马有一人名叫拉别纽斯,勇武威严,有许多优点,还精通各种文学,我相信他是老拉别纽斯的儿子,老拉别纽斯是凯撒手下的第一大将,随他参加高卢战役,后来参加大庞培一党,对大庞培忠心耿耿,直至在西班牙被凯撒击溃。我谈的那个拉别纽斯品德高超,招来许多人的嫉妒,当时皇帝的宠臣好像还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心直口快,还继承父志对专制政体进行抨击,这从他写的书籍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敌上告罗马法庭,胜诉后把他的许多著作付之一炬。这种焚书的新刑法肇始于此时,后来又在罗马发生了好几起把书籍判处死刑的做法。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和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残酷时,就迁怒于这些被大自然剥夺了感情和痛苦的东西,如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智慧产物;就针对缪斯的教导和锦绣文章大开杀戒。
可是拉别纽斯不能忍受这场损失,不能在失去他的爱子后苟且偷安;他叫人把自己抬进祖先的墓穴,活活埋在里面,进行自杀和自我埋葬。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例子来表示深厚的父爱了。他的密友卡西乌斯·西维勒斯是一位能言善辩之士,看到他的书焚毁,大声叫喊说这同一条判决也可以把他烧死,因为他已把那些书的内容都铭记在心里了。
格伦蒂厄斯·科尔杜斯也遭遇到同样的事,他被指控在著作中赞扬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个卑鄙、奴性十足,腐败的议会决定焚毁他的书籍。他很高兴伴随它们同归于尽,绝食自杀。
好人柳肯到了晚年,被暴君尼禄判处死刑。他叫自己的医生切开双臂上的血管自杀,大部分的血已经放光,四肢的末梢发冷,立刻要影响到他的致命部位,他最后记得的是他的关于法尔塞勒斯战争一书中的若干诗句,于是背诵起来,死时嘴里还是念念有词。这不就是父亲给孩子的温柔的告别?就像我们临死时向家人表示永别和紧紧拥抱;这也是一种天性,在这最后时刻回忆起一生中有过的最亲密的东西。
伊壁鸠鲁临终时——像他说的——深受腹泻的剧痛,他聊以自慰的是他的美好学说留在人世,我们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他创作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著作,犹如养育了一大群有教养的孩子。两者使他得到同样的满足?如果他可以选择在身后留下一个愚顽丑恶的孩子或是一部满篇胡言的坏书,他宁可选择第一桩不幸而不选择第二桩不幸,我看不但是他,就是任何这样的贤人,都会这样做的。
再举一个对圣奥古斯丁大不敬的例子,如果有人向他提出要么销毁他的著作(这促进我们的宗教厥功甚伟),要么埋葬他的孩子(假定他有的话),恐怕他还是愿意埋葬他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是宁可跟缪斯,还是跟妻子生一个十全十美的孩子。
以手头这部书来说,我能奉献给它的,都是不折不扣、不思图报的奉献,就像人家奉献给肉体的孩子一样。我给这部书作出的微薄贡献,也不再受制于我。它可以知道许多我不再知道的事,它保留许多我已不再保留的事,我若有需要,只能像陌生人那样向它借贷。虽然我比它聪明,但是它比我丰富。
热爱诗歌的人,很少不为自己能做上《埃涅阿斯纪》[9]的父亲,比做上罗马最美少年的父亲还感到庆幸,不为失去这部作品比失去最美少年还难过。因为据亚里士多德和一切艺术家的说法,最迷恋本人作品的人是诗人。
伊巴密农达自夸给后世留下了女儿,有朝一日会光宗耀祖(这里指他打败斯巴达人的两场战役中的辉煌胜利),有人说他很乐意用它们去交换全希腊最有文采的女儿;还说亚历山大和凯撒也表示过同样的心愿,宁可不要那些显赫、还是十全十美的战功,也愿意有孩子和继承者,这话叫人难以置信。我也同样怀疑菲迪亚斯或哪一位杰出的雕塑家,喜爱跟自己的亲生子女交谈和相处,不亚于喜爱他按照艺术法则长时期精心制作的杰出形像。
至于这些邪恶疯狂的情欲,煽动父亲爱上女儿或煽动母亲爱上儿子,在另一种亲情中也可找到相似的情欲;传说中的皮格马利翁就是例证,他雕塑了一尊国色天香的美女像,发疯地爱上了自己的作品,神给雕像有了生命,更迷得他神魂颠倒。
他接触的象牙由硬变软,在他的手指下慢慢有了弹性[10]。
——奥维徳
[1] 指《散文集》。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泰特斯·里维厄斯语。
[4] 据法国原版书注释,引自凯撒的著作,但凯撒说的是日耳曼人,不是高卢人。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8] 指他撰写的《埃塞俄比亚史》。他不愿听从教会的命令把它焚毁而失去神职。
[9] 维吉尔的诗篇。
[10] 原文为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