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校有一个优点——我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谈论我的想法。这里的学生喜欢像学者那样高谈阔论。最常见的话题就是电影。
这个学校是先锋电影制片人的绿洲。一些在这里巡演的怪人只制作过几部电影，每部只有几分钟，但他们很受学生欢迎，包括我在内。斯坦·布拉克黑奇（Stan Brakhage）或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这样的人物总是能从我们身上挣到点小钱。电影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锈迹斑斑的旧棚子里放映，放映结束我们就可以在廉价酒吧买到食物。酒吧里还有一台自动点唱机，吵得让你无法思考。
天哪，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些音乐时，仍然感到很震惊。当时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喜欢流行乐。不知道是因为那些音乐本来就很糟糕，还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反正我认为很多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音乐在当时听起来就很糟糕，现在听起来仍然很糟糕。
我们不光看电影，还会讨论电影。我们不光讨论电影本身，还会讨论“电影文化”。在每一次关于先锋电影的讨论中，我们都会激烈地争论一个话题：总有一天，每个人从生到死的每一秒都会被拍摄下来。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记录。
我反复用至上主义者博尔赫斯（Borges）的理论来阐释这个想法：电影将压倒时间本身。“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遗忘，因此，现在和过去的界限就不会那么明显。时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存在，而是更具扩散性，就像一张展开的地图，而不是一根直线。”
我的据理力争使我成为这个社交圈子里的一员，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用电影记录一切的想法如此诱人，感觉就像是未来一样，就像是电影战胜了其他一切似的。电影至上是未来！我的话基本说到所有人心窝子里去了。
小众电影文化中的朦胧感就是我们想要的。一想到普通人不认识玛雅·黛伦（Maya Deren），我们就会非常满意。
你可能也不认识她。这个电影制作人的小圈子发明了一些模式和风格，其中的大部分你可以在音乐录音带中找到，它们最终带来的影响可以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影响比肩。这些我也根本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走在一片诡异的迷雾中，突然萌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一个被禁止的想法：如果我提出“人有人的用处”这种概念会怎样？天哪。
我记得在又一次看完米卡斯兄弟或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新片后，大家开始天南地北地讨论，我问道：“谁将负责拍摄人的一生这部大电影？谁来定机位，调颜色，在不同的摄影机之间切换？”
“电影的拍摄中有一堆的决定，”我继续说道，“这是真正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一生为题材拍一部大电影，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过什么生活了。电影会扼杀其他所有的事情，结果就是出现停滞、静止的图像。如果电影是由另一个人来执导，则会产生法西斯主义，因为你的记忆会被另一个人控制，这个人会控制你的一切。因此，我们不可能把一切都拍摄下来。我们必须抛弃足够多的记忆，才能获得自由。”
奇怪的是，没有人能接受我的这一论点。这是一种偏执的想法，这群年轻固执的孩子就喜欢这个调调，我本以为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此外，我感觉这个想法很重要，它有可能是真理。事实恰恰相反，我只听到了沉闷的傻笑。对孩子来说，奉承所带来巨大的愉悦感是无可匹敌的。
虽然我的观点失败了，但这次争论给我带来的最终感受是快乐大过恐惧。我曾经因为对母亲印象不够深刻而自责，但我后来清楚地知道，适当的遗忘有时就是释放自我的唯一出路。
我在正式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事后想来，我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并不出众。那时没有计算机，我对此不感兴趣，当然更谈不上理解。我不得不把有关计算机的一切留待以后处理。更糟糕的是，音乐老师都是神神秘秘的，人品也不好——由于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很快就了解了这一点。
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