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权利，但不含虚拟经济权利
1990年，我受邀在旧金山教会区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午餐，考虑联合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来争取网络权利。VPL的首席黑客查克和我去见了米奇·考波尔（Mitch Kapor）、约翰·吉尔摩（John Gilmore）和巴罗。他们三人后来一直推进这个项目，成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EFF）。
不过我犹豫了。（查克一直在忙于编程，没有太多精力关注我们。）
我当时没有解释原因，还没有准备好向这些亲密的朋友说明我的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支持基金会工作，但我不支持基金会的基础理念。
电子前沿基金会旨在支持“隐私”，比如使用安全加密的权利，但它没有阻止他人在获得私人信息后进行复制。
早期的例子就是音乐。在新的乌托邦中，以前支付版税后才能合法复制的音乐现在可以“免费”复制。
我认为我们在拥有隐私的时候，也会在信息空间中形成新形式的私有财产。这就是私人财产的意义。
一个人有空间才能成为个人。如果你分享的一切突然被拥有最大、最坏的网络计算机的人商品化，那么你注定会成为被监听的信息农奴。推进不含经济权利的抽象权利，只不过是施加在被遗弃者身上的残酷计谋。
我认为，“免费”音乐只会导致自动化最终完成时，没有人能够以此谋生。如果信息是唯一剩余的价值（一旦人们认为机器人可以承担所有的工作），而且信息是“免费的”，那么从经济的角度看，普通人将毫无价值。
当然，关于机器人工作的这种观点是个谎言，因为机器人实际上无法自己做任何事情，没有了人，机器人甚至不存在。在我的故事中，我对机器人和AI（人工智能）的敏感性非常重要，我将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在本章后面，我将回顾之前对这个话题的观点，附录三则是我目前的看法。
关键点是数字理想主义在1990年左右转向荒诞。我们开始基于比特，而不是基于人，去组织我们的数字系统，而人才是使比特有意义的唯一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