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在9世纪向海外扩张时还是“异教徒”，崇拜传统日耳曼宗教中的神灵，例如丰收神弗雷、雷神索尔和战神欧丁。因此让当时的欧洲社会最为恐惧的便是这些维京海盗们非基督徒，不遵守基督教社会的禁忌，反而还以攻击教堂和修道院为乐。例如公元843年，一支庞大的维京舰队沿着法国卢瓦尔河一路抢掠，攻下位于河口的南特大教堂，并杀死所有的大主教和神父。他们不但劫掠富裕且未设工事的教堂和修道院，时机成熟时还会攻打贸易中心。
一旦在基督教的地盘扎下根来，维京人很容易就入乡随俗，并且与当地人通婚，甚至皈依基督教。海外的维京人回家探亲时把基督教的福音也带了回去，斯堪的纳维亚的首领和国王认识到基督教有助于巩固政治稳定，于是这种新的宗教渐渐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兴起，一些首领甚至先于国王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生根发芽的决定性事件是丹麦国王哈拉德·蓝牙在公元960年将“官方”信仰改为基督教，挪威在公元995年也紧跟其后，瑞典在其后一个世纪也成为基督教国家。
自挪威改信基督教之后，海外殖民地如奥克尼、设得兰、法罗、冰岛和格陵兰也纷纷跟进。其中部分是因为这些殖民地本身船只不多，贸易往来依赖于挪威的海运，另外由于挪威本土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些殖民地就无法继续以异教徒自居。例如挪威国王欧拉夫一世皈依基督教后，下令挪威人不得与冰岛异教徒进行贸易，囚禁在挪威的冰岛人（包括冰岛异教徒首领的亲戚），并扬言如果冰岛不改信基督教，就将人质致残或杀死。公元999年夏天，冰岛议会同意并宣布立基督教为国教。大约在同一年，红发埃里克的儿子莱夫·埃里克森也把基督教引入格陵兰。
公元11世纪以后在冰岛和格陵兰兴建的基督教堂与现代教堂不同，它们不拥有教堂的土地和建筑物本身，这些教堂是当地的首领或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建立而成，因此农民有权分享教堂向当地民众征收的税收。就好像麦当劳的加盟合约，首领即加盟商，根据上面统一的标准建造建筑，提供商品，所获得的利润自己留一部分，其余上缴中央管理层，在此即尼德罗斯教堂（现更名为特隆赫姆）大主教所代表的罗马教皇。自然，天主教堂千方百计想要独立。1297年，教堂最终成功地迫使冰岛教堂的所有者把所有权交给主教。没有记载显示格陵兰的教堂是否也是如此。不过，格陵兰在1261年起接受挪威统治（至少在名义上），因此当地教堂的所有者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压力。我们所知道的是，1341年，卑尔根地区的主教派遣伊万·巴德森到格陵兰担任执事。巴德森返回挪威后写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将格陵兰所有的教堂一一列出，并建议主教对格陵兰的“加盟式”教堂像冰岛那样加强控制。
改信基督教对维京人的海外殖民地造成巨大的文化冲击。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信奉惟一的真神，因此必须放弃以前的异教传统。至于艺术和建筑，则开始效仿欧洲大陆的风格。海外维京人兴建的大教堂可与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教堂相媲美，而前者的人口远远不如后者众多。殖民地民众信教的虔诚程度甚至达到直接向罗马缴纳什一税1的地步：有记载显示格陵兰主教在1282年向罗马教皇上缴海象长牙和北极熊皮作为税金，另外还有一张1327年来自教廷的收据证明格陵兰已缴纳六年的什一税。由于每一位格陵兰的主教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本土，而非由格陵兰本地人担任，因此教堂成为向格陵兰传达欧洲思想的主要载体。
殖民地人民皈依基督教最重大的后果也许是对他们自身价值观的影响，这让我想到澳大利亚。自英国人于1788年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仍认为自己是海外的英国人，而非来自亚太地区，所以在1915年他们奋不顾身地前往遥远的加里波利与英国人一起并肩作战，对抗土耳其人，尽管这场战争与澳大利亚自身的民族利益毫无关系。同样，在北大西洋岛屿的维京人也认为自己是欧洲的基督徒，他们紧随欧洲大陆的教堂风格、丧葬礼俗和度量衡单位。这种认同感有助于格陵兰几千个岛民互相合作，患难与共，在艰苦的环境里一起挣扎了四个世纪。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文化价值观阻止维京人向因纽特人学习，如果他们稍作变通，可能就不会只生存四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