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在格陵兰的消失经常被形容为是一个谜。这是事实，但只能说是部分正确。因为我们需要将远因（隐藏在格陵兰维京社会导致其缓慢消亡的长期原因）与近因（摇摇欲坠的社会所经受的最后致命一击，使族人全部死光）区分开来。虽然维京社会崩溃的近因还是一团迷雾，但远因已经非常清楚，涵括了先前详细讨论过的五个因素：维京人对环境的影响、气候变化、与友邦挪威的疏远、与因纽特人的敌意加深，以及维京人保守的性格。
简而言之，维京人大肆伐木、挖掘草皮、过度放牧，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在维京人定居之初，以格陵兰的自然资源建立起一个切实可行的欧洲农牧社会已经相当勉强；而且每年的干草产量波动也很大。若遇上不好的年份，岌岌可危的环境资源足以影响社会的生存。其次，根据对格陵兰冰芯研究的结果，维京人初抵格陵兰时，气候温和（和目前的气候相似），接着在14世纪遭受了几次严寒的考验，到了15世纪初期，格陵兰的气候进入寒冷的小冰河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在那段时期，干草产量更少，格陵兰和挪威之间的海路也被冰山封锁。第三，挪威与格陵兰贸易衰减，并最后终止。由此，格陵兰需要的铁、木材和文化无法再输入进来。海运不畅只是导致贸易终止的其中一个原因。此外，其他原因还有1349年到1350年，半数以上的挪威人死于黑死病。1397年，挪威、瑞典和丹麦结盟，同属于丹麦国王管辖，然而国王视挪威为最穷的领地，对它漠不关心。再者，格陵兰出口到欧洲的首要物品是大受欢迎的海象牙，然而，由于十字军重新打开被阿拉伯人控制的地中海贸易路线，使得亚洲和东非的象牙得以再次输入欧洲。到15世纪，无论是用海象牙还是象牙制成的雕刻品，不再成为欧洲人趋之若鹜的风尚。这些转变不但损害了挪威本身的资源，也失去了派遣商船前往格陵兰交易的动机。有许多国家都像格陵兰维京人那样，由于主要贸易伙伴遭遇不测，受到牵连，致使经济（或生存问题）大受影响。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又如芒阿雷瓦岛民滥伐森林，殃及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今日，在全球化的推动之下，这类例子肯定更多。最后，面对因纽特人的到来，维京人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实行变革。这五个因素组合起来，成为格陵兰维京社会消亡的远因。
经过上述五个因素日积月累的作用，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许多维京农场相继变成废墟，而非一下子全部崩溃。在东聚落瓦纳弗非地区最大的农场里，考古学家在一间大屋子的地板上发现一个25岁男性的头骨，经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大约是公元1275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整个瓦纳弗非地区大概是在那个时候被遗弃，而该男性应该是那一地区最后一批居民之一，因为如果还有幸存者的话，他们应该会将他葬在土里，而不是暴尸在外。考古学家在东聚落的克罗托克山谷地区进行年代测定，发现最后一个和维京人相关的年代大约是公元1300年，而西聚落的沙下农场则于公元1350年左右成为废墟，被冰河流沙淹没。
在维京人的两个聚落当中，最先消失的是较小的西聚落。由于西聚落位置偏北，生长季短，地处格陵兰发展畜牧业的边缘地带。因此，即使遇上好年份，干草的产量也很少；万一夏季特别寒冷或潮湿，就无法生长出足够的干草供牲畜过冬。西聚落另一大劣势是只有一个峡湾出海口，如果这个出海口被充满敌意的因纽特人堵住，维京人就无法到海岸捕猎海豹，致使暮春没有食物果腹。
关于西聚落的衰败，我们有两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即文献和考古研究。文献资料来自一个叫伊万·巴德森的牧师，他由挪威柏尔根主教派驻到格陵兰，担任督察官和皇家税官，负责汇报格陵兰教会的情况。1362年，他回到挪威后，写了一本叫《格陵兰记》的书。由于原始手稿已经散失，我们只能通过后人的转述来了解内容。该书大部分记载的是格陵兰教会名录及其所属财产，对于西聚落的衰亡也有简单地提及：“西聚落有一间大教堂叫做桑德斯教堂，以前曾设有主教座。如今斯克拉埃林人（＝坏蛋，即因纽特人）占据了整个西聚落……这些都是在加达农场驻守多年的督察官巴德森告诉我们的。他目睹了所有一切。巴德森和其他人被执法者派往西聚落驱逐斯克拉埃林人时，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既没有基督徒，也看不见异教徒。”
我很想把巴德森的尸骨摇醒，问他一些没有详述的内容。他是哪年哪月去西聚落的？在那里可发现有储存的干草或奶酪？为什么1000多个人会全部消失？有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可看到房屋烧毁或是尸体？然而，巴德森什么都无法告诉我们。
因此，我们不得不向考古学家们寻求答案。他们在西聚落几个农场遗址的顶层挖掘出最后几个维京人的遗物，其中有门、柱子、屋顶木头、家具、碗和十字架等大型木制物。这实在非同寻常。由于木头稀缺，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维京人打算迁往其他农场时，必然会把旧农舍里的木头卸下来带走，到新住地盖房屋时再重新利用。就像原本居住在纽芬兰兰塞奥兹草原的维京人，在迁移他乡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只剩下99枚断钉子、一枚完整的铁钉和一枚缝衣针。由此可见，西聚落的维京人不是在仓促之中逃离，就是还没来得及将家什搬走便已身亡。
从考古遗址顶层发现的动物骨头似乎在诉说一个悲惨的故事。这些骨头中有小野鸟和兔子的脚骨。一般来说，维京人是不屑于去捕猎这些小东西的，除非濒临饿死的边缘，才会饥不择食。出土的动物骨头里还有春末才出生的小牛犊和小羊羔的骨头，其中牛蹄骨的数量差不多等同于牛栏能容纳的牛的数量，这表明所有的牛都被杀光吃掉。还有大型猎狗的一部分骨头，骨头上还有刀痕。维京人的房子里一般不会有狗骨头，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不愿意吃家养的狗。维京人把猎狗杀死后，秋季就无法去捕猎驯鹿；把小牛、小羊杀死后，牲畜也就没有了。最后的居民可能饥寒交迫到极点，因此根本就顾不上未来。在遗址下层挖掘出来的人类粪便中的腐蝇化石，属于喜温性；而上层挖掘出来的则是喜寒性，由此可见最后的居民已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不但没有食物，也没有燃料。
这些考古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西聚落农场最后一批居民是在春天饿死和冻死的。也许是因为当时特别寒冷，迁徙的海豹没有如期而至；或是峡湾被冰雪封住；也有可能是因纽特人不忘亲朋好友曾被维京人刺过，因此欲报仇雪恨，就把峡湾出口堵住，不让维京人捕猎海豹。如果夏季气温太低，也会使冬季牲畜的草秣没有着落。最后维京人不得不把仅剩的牛也杀死充饥，甚至不放过脚蹄，还屠宰猎狗，捕杀小鸟和兔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让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考古学家们在坍废的房屋里没有发现维京人的骨骸？我猜测可能是巴德森等一干人从东聚落来到西聚落时，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胞举行了基督教式的葬礼，而巴德森没有在书籍里记录这一情况；还有一个可能是后人在转抄巴德森的手稿时，遗漏了这一段。
至于东聚落的末日，挪威国王的皇家贸易船最后一次格陵兰之行发生在公元1368年，翌年这艘船便沉没在海洋中。此后，根据文献记载，一共只有4艘船曾到过格陵兰（1381年、1382年、1385年和1406年），那4艘船都归私人所有，船长们纷纷声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岛，由于被风吹离航道才会来到格陵兰。之所以发出此论是因为挪威国王曾经下令，只有皇室才有资格和格陵兰进行贸易，私人船只不得造访格陵兰。然而，这4艘船都是在“无意中”来到格陵兰，真可谓巧得让人吃惊。船长们还说，他们在海上陷入迷雾，最终才会误入格陵兰。当然，这只是托词。他们毫无疑问地知道，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船只前往格陵兰，那里肯定有大量的货物在等待出口欧洲，而且挪威的进口品也能卖给格陵兰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公元1406年在格陵兰登陆的挪威船的船长索斯汀·欧拉夫森肯定不会为他的航行失误而悔恨不已，因为他在格陵兰待了将近4年，直到1410年才返回挪威。
欧拉夫森船长把3条格陵兰的新闻也带回挪威。首先，是一个叫做科格里姆的男人，由于利用巫术引诱一名叫斯丁娜的女人，因此在1407年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个斯丁娜是治安官雷文的女儿，同时也是索格里姆·索瓦生的妻子。第二条新闻是斯丁娜后来发疯致死。最后一条是关于欧拉夫森自己的，1408年9月14日，他和当地一个叫斯格丽德·比约斯多特的女孩在赫瓦勒塞教堂举行婚礼，由布兰德·霍多森、索德·乔大森、索比约·巴德森和乔·乔森做证婚人。他们的喜讯在婚礼三星期前就已放出，没有人提出异议。像这些绑在火刑柱上杀死、发疯或是结婚，都是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社会很寻常的事情，字里行间看不出当地有任何大动乱。这是关于格陵兰维京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东聚落具体消失于何年。在公元1400年到1420年间，北大西洋变得更加寒冷，暴风雨愈演愈烈，前往格陵兰的航船也从此终止。考古学家从东聚落的贺乔尔夫斯内斯教堂墓地挖掘出一件女装，经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法推断大约是在公元1435年左右。这表明从最后一艘船在公元1410年离开格陵兰以后，维京人又继续存活了几十年。但是话说回来，1435这个年份也未必可靠，因为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可能有几十年的误差。此后，一直到公元1576年至1587年，我们确切地知道又有欧洲人登陆格陵兰。英国探险家马丁·法贝瑟和约翰·戴维斯在航海途中发现了格陵兰岛。上岸后，他们遇见了因纽特人，对因纽特人的技能大为佩服，于是跟他们进行贸易，并绑架了几个因纽特人带回英国展览。公元1607年，一支由丹麦人和挪威人组成的探险队，计划前往维京人的东聚落，但由于被东聚落这一名字误导，以为它位于格陵兰东海岸，结果在那里四处都找不到维京人的遗迹。从那时起，整个17世纪都不断有丹麦人和挪威人前来探险，还有从荷兰和英国来的捕鲸人停驻在格陵兰，并绑架了更多的因纽特人回国。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欧洲人竟然以为因纽特人是金发碧眼的维京人的后代，尽管这两个族群无论是外貌还是语言都大不相同。
最后，挪威路德教会的传教士汉兹·艾基德于公元1721年前往格陵兰。他认为那些被绑架到欧洲的因纽特人原本是维京天主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被欧洲人抛弃，因此沦为异教徒，但他们的内心必然对基督充满渴望。因此艾基德希望能将他们转变为路德教派。他先来到西聚落的峡湾，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当地只有因纽特人，根本没有维京人。那些因纽特人还带他去看维京人的遗址。艾基德也和早前的欧洲人一样，认为东聚落就在格陵兰的东海岸，结果一无所获。公元1723年，因纽特人又带他去看更多的维京遗址，其中包括位于格陵兰西南部的赫瓦勒塞教堂，即我们现在知道的维京人的东聚落。这促使艾基德不得不相信维京社会已经消亡，于是他又开始去寻找维京社会崩溃的谜底。艾基德将因纽特人口述的一些关于他们和维京人关系的回忆片断拼凑在一起，他认为格陵兰维京人的灭绝也许和因纽特人相关。自那以后，无数的游客和考古学家们都在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让我们先来确定谜语本身到底包括什么。维京社会衰败的远因已经毫无疑问。而考古学家在西聚落遗址上层进行的考古研究也帮助我们解答了最后几年导致维京社会崩溃的近因。但是我们对最后一年发生在东聚落的事件一无所知，因为对遗址上层的考古研究尚未完成。既然故事说到这里，让我来谈一下我个人的推测。
东聚落的崩溃似乎是一下子爆发的，就像突然解体的苏联和西聚落。格陵兰维京社会就像是一副小心翼翼维持平衡的纸牌，一切都基于教堂和首领的绝对权威。当挪威国王许诺的商船不再光顾格陵兰时，居民们对上述两种权威的尊敬也轰然瓦解。格陵兰最后一任主教大约于公元1378年逝世，此后挪威再没有派遣新的主教过来。但格陵兰社会的合法性依赖于教堂的正常运作，牧师必须由主教授以圣职，否则的话，他就无法主持洗礼、婚礼和葬礼。如果最后一个由主教任命的牧师也去世了，那么社会该如何继续运作？同样地，首领的权威基于他将已有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如果生活在穷农场的人们纷纷因饥饿致死，而首领却还生活在富裕的农场，那么一贫如洗的农民们怎么可能继续服从首领的统治直到最后一口气。
与西聚落相比，东聚落的地理位置偏南，生产干草的条件要好过西聚落，能养活的人口也相对较多（东聚落约能养活4000人，而西聚落只能养活1000人），因此覆亡的威胁也略小于西聚落。当然，逐年变冷的气候不单影响到西聚落，东聚落也未能幸免于难，牲畜越来越少，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想象，在东聚落，那些小型且畜牧条件差的农场必然最先覆亡。但是，拥有两个牛舍，能容纳160头牛和无数绵羊的加达农场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猜想在最后那段时期，加达农场就像是一艘拥挤的救生船。当东聚落里的穷农场无法再生产干草、牲畜全部死光或是被斩尽杀绝，走投无路的农民自然涌向巴拉塔利德、赫瓦勒塞和贺乔尔夫斯内斯等还有牲畜的好农场，最后连加达农场也难逃此劫。如果加达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当地的首领能够为教区的居民和信仰者提供保护的话，他们自然还是会受到尊敬。然而，饥饿和疾病打破了权威，一切就像是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所描绘的发生在2000多年前雅典瘟疫时的景象。饥民们纷纷涌向加达农场，为数不多的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将牛羊斩杀一光。如果加达农场能成功地抵御外来的饥民，也许还能保住农场居民的生命。但是在那个最后的冬天，加达农场就像是一艘人满为患的小救生船，还有很多人想挤上去。和西聚落消亡之前一样，东聚落的居民把狗、刚出生的牛羊和牛蹄都拿来充饥。
我想发生在加达农场的这一幕肯定就像1992年洛杉矶的“罗德尼·金大暴乱”。4名警察残忍地殴打一个可怜的人后，法庭却判警察无罪，从而激起群愤，数千名来自贫民窟的居民到处在商店和富人区纵火劫掠。有限的警力只能在富人区四周拉上黄色隔离带，以阻挡暴民入内。近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非法移民如潮水般涌向富裕国家这艘已拥挤不堪的救生船。就像加达农场的酋长和洛杉矶的黄色隔离带，我们的边防根本就无法挡住这股洪水。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格陵兰维京社会灭亡的原因，不能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型边缘社会由于环境脆弱而覆亡的悲剧，认为它与我们大型社会无干。格陵兰维京社会东聚落的规模要比西聚落大，但最后还是落入同样的命运，只不过撑得稍微久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