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页提到的例子说明的是社会之所以不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些问题中获利。与理性行为相反的是，不愿意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也有可能归咎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一个人都有害的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巴巴拉·塔奇曼以“一错到底”、“木头脑瓜”、“拒绝从负面信号下结论”、“智力停顿或迟钝”来形容这种普遍的人类特征。心理学家们则用“沉没成本效应”来描述相关特征：如果我们已经为一个政策（或股票）投入了很多，因此不愿意轻易放弃。
宗教价值观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诱因。例如复活节岛上大规模砍伐树木多半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巨大的石像是岛民膜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用来运输和竖立起那些石像。与此同时，9000英里外，在另一个半球上，维京人正在格陵兰岛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加上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紧密相连、互帮互助，共同生存了几百年。这些良好的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获得成功）同时也阻碍他们对生活方式进行变革，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要不是这样，维京人可能在格陵兰岛生存得更久。
现代世界还有很多世俗的例子，表明我们深深信仰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不合时宜。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继承了养羊、生产羊毛、高估土地价值、对英国的身份认同等传统，最后在偏远（除新西兰外）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人才渐渐承认他们尊崇的价值观也有不好的一面。现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愿解决矿业、林业和畜牧业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这三大产业曾是蒙大拿的经济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们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因此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计划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决心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将环境问题视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犯的错误，结果导致中国陷入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卢旺达人视大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形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我认为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第一世界的国家们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而对于这些价值观，他们没有再重新检视。“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死守他们最初的理念”。塔奇曼如是说。
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
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的维京人以基督徒农民自居，实际上他们也决定情愿为基督教献身，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活着。最后，维京人输了这场赌博。当五个东欧小国面对气势汹汹的俄国军队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39年不战而降，而芬兰在1939年到1940年间，浴血奋战，最终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匈牙利人在1956年打了败仗，失去了国家的独立。谁能说哪个国家的选择最明智呢？谁又能预言只有芬兰才会在这场赌博中获胜？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摒弃，并寻找新的价值观。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了他们长期信奉的、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转而信奉其他的价值观。英国和法国放弃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独霸世界的地位，日本放弃了军事传统，俄罗斯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共产主义实验，而美国也在坚定地远离一些过去的价值观（虽然并不完全），如合法的种族歧视、合法的对同性恋的憎恶、轻视女性和性压抑等。现在，澳大利亚正在重新评估是否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英国人的农业社会。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社会和个体，同时也需要运气才会赢得赌博。今日，对于环境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类似的抉择，我会在最后一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