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观冲突之下，有些社会可能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会设法去解决或不去解决问题。在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前，普遍的非理性动机包括大众通常会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问题的人，例如塔斯马尼亚的绿党最先抗议将狐狸引进本地。如果抗议者上一次发出的是个错误警报，那么大众就会轻视后来的警报。就像《伊索寓言》里牧童屡次空喊“狼来了”，等狼真正来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他。这时大众会推卸责任，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有些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通常是由个人短期和长期目的的冲突造成的。卢旺达和海地的农民，以及当今世界还有几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为明天的食物忧愁。生活在热带暗礁地区的穷苦渔民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惜用炸药和氰化物来捕捉珊瑚礁鱼（殊不知偶然也会炸掉暗礁），显而易见，他们正在摧毁将来的生计。政府也是如此，经常短视近利，只看得到眼前的问题，只有当大灾难即将爆发时，他们才会去关注。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和本届政府关系密切，2000年全国大选后他去华盛顿拜访，发现新任的政府官员大谈所谓的“90天焦点”，也就是只讨论未来90天内可能发生的大麻烦。对于这种非理性地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理性地把它称之为把未来利益“打折”。可能会有人争辩道，今天用掉资源要好过留到明天再用，理由是今天利用资源得到的收益可用来投资，利息累积起来将十分可观，所以今日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要高于明天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恶果将由我们的后代来承担，而他们在今天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抱怨。
对于非理性地拒绝解决问题这一行为，还有一些推测出来的解释。在短期决策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叫做“从众心理”。当个体身处大规模的团体或人群中，特别当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他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尽管当他单独一人思考时，可能会反对这一决定。正如德国剧作家席勒所言：“任何人单独时都是明智理性的，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马上就变得盲目。”历史上有不少运用从众心理的例子：中世纪晚期，欧洲对十字军的狂热；1634年至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热”达到顶峰；周期性爆发的吊死巫婆事件，如1692年的塞伦镇巫婆审判；以及1930年代，受纳粹宣传影响，迷失心智的疯狂人群。
还有一种出现于群体决策过程中、类似于从众心理的行为是埃尔文·詹尼斯提出的“群体盲思”，它的人数规模比从众心理小，相对较为冷静。特别是指一个高度凝聚的小型团体（如猪湾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团，或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团），在种种压力条件下必须做出决定。而压力和对同伴的支持与认可的需求，可能会有意压抑怀疑和批评，共同沉浸在错误的观念中，仓促达成共识，最后做出灾难性的决策。从众心理和群体盲思都可能只运作数小时，也有可能长达数年，那么在长达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对付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一些灾难性的决策是否也和从众心理或群体盲思有关？
就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最后一个推测的原因是“心理否认”，这一专业名词原本用于个人心理学，现在也扩展到流行文化。如果有件事情让你深感痛苦，那么你可能会潜意识地压制或否认这种感觉，以免引起痛苦，尽管忽视这种感觉实际上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类经常遭到否认的感觉有恐惧、焦虑和悲伤。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忘记恐怖的经历，或不愿意去想配偶、子女或好友正濒临死亡，因为那样的念头令人感到痛苦。
例如，在一个狭窄的河谷上建造一座高高的水坝，如果水坝倒塌，那么洪水就会淹没下游的居民。有人对下游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是否担心水坝倒塌。毫不惊奇的是，离水坝越远的人担忧就越少，越近的人担忧也就越多。让人意外的是，住在水坝下方几英里内的居民竟然是最担心水坝倒塌的人群，而住在水坝正下方的居民却一点都不担心。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心理否认，这些居民每天一抬头就看到水坝，保持镇定的惟一方法就是否认水坝可能会倒塌这一事实。虽然这种心理否认经常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似乎也可以运用在群体心理的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