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即使社会已预见危机、察觉问题，并努力去解决，结果还是失败。这可能是由如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导致的：问题的困难程度超过我们现有的解决能力；有解决办法，但代价过高；我们所做的努力太少或为时已晚。有些努力成效甚微，甚至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澳大利亚引进蟾蜍用以消灭害虫，或美国西部的林火扑救。许多过去社会（如中世纪的冰岛）不像我们今日拥有丰富的地质学知识，能较为自如地应付环境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
例如第八章所提到的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生存了4个世纪后终究难以为继。残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5000年里，格陵兰气候寒冷、资源有限，因此对人类而言，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维京人败北之前，美洲土著曾在此地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最终还是消亡了。因纽特人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格陵兰生活了700年，但举步艰难，经常有人饿死。现代的因纽特人不愿再像以前那样使用石器和狗拉雪橇，也不想划着皮筏子出海用鱼叉捕鲸鱼，而是希望依靠外来的技术和食物生活。当前的格陵兰政府尚未发展出不依赖外援、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格陵兰政府也曾试过像中世纪的维京人那样在岛上饲养牲畜，但最终放弃养牛，对那些生活艰难的养羊农民则提供政府补助。从这些例子来看，维京人在格陵兰岛遭遇的失败并不令人惊讶。同样地，美国西南部阿纳萨兹社会的失败也可被视作由于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耕作，因此阿纳萨兹人欲想建立长期的农业社会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
当今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害物种的引进，它们一旦落地生根后，通常很难被消灭或控制。例如蒙大拿政府每年必须花费一亿多美元来对付乳浆大戟等外来野草。事实上并不是蒙大拿政府不想斩草除根，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乳浆大戟的根长达20英尺，无法用手拔除，必须用专门消灭野草的化学药剂，这种除草剂每加仑便需800美元。澳大利亚为了控制兔子的数量，试过种种手段，如篱笆、狐狸、射击、挖土机、多发性黏液瘤和杯状病毒等。直至今日，仍在努力之中。
美国西部山区气候干燥，经常出现森林火灾，我们也许能通过一些管理手段减少可燃物载量，控制森林火灾，如利用机械将下层林木新生的树枝修剪稀疏，移走落地的枯枝。然而，如果大规模实行这种做法，费用昂贵。佛罗里达深色海滩雀的命运同样悲惨，一是经费不足，二是保护措施起步太晚。当它们的栖息地开始明显遭到退化时，人们却还在不停地争论这些雀类的家园是否真的在变小，因此保护行动一再推迟。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最后终于同意以5000000美元的高价买下深色海滩雀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时，该地区却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深色海滩雀也几乎全部死光。这时候，人们又开始争论是否让最后几只养在笼子里的深色海滩雀与相似的苏格兰海滩雀进行交配繁殖，然后再由回交法培育出纯种的深色海滩雀。等到议论结束提议通过时，仅存于世的几只深色海滩雀却因为太老已经无法生育。因此，不管是保护栖息地的行动还是繁殖计划，如果能早点动手的话，不但比较省钱，而且成功的概率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