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昧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