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绝。
上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