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范围内流行的教学法告诉我们，不该把任何消极反应（neg-ative responses）强加到儿童身上，这里面带有某种感伤情绪。我从来不赞成这种宣传。实际上，我认为某些消极反应应当科学地植入，以便对有机体形成保护。我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应当在条件性恐惧反应（conditioned fear responses）和消极反应之间划清界限。根据原始的（无条件的）恐惧刺激而形成的消极条件反应显然涉及内脏的大量变化——可能对正常的新陈代谢具有破坏性。条件性的愤怒反应，尽管在性质上不一定是消极的（例如在殴斗和攻击中就属于积极反应），但是显然具有同样的破坏作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简单的事实，这是坎农（Cannon）已经明白表示过的，即在恐惧和愤怒行为中，消化和吸收往往完全受到干扰——食物滞留于胃中进行发酵，从而为细菌提供繁殖场所并释放有毒物质。因此，一般说来，恐惧和愤怒行为对机体有害，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假如一个种族对于噪音和失去支持不作出消极反应的话，或者当活动受到阻碍时不进行挣扎的话，该种族就可能无法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爱的行为似乎总能强化新陈代谢。消化和吸收明显地加快。对丈夫和妻子的询问揭示了这一事实，即在正常的性交以后，胃部开始饥饿或收缩，从而使进食要求加强。
现在，让我们回到消极反应上来。至少，我的意思是，消极反应建立在动作行为（manual behavior）上（条件化了的）——例如通过运用模糊的令人讨厌的刺激引起手、腿、身体等退缩，这里很少涉及内脏。为了使我的论点更清楚些，我来引述一个例子：我可以用两种方法建立起对一条蛇的消极行为。一种方法是，当我出示蛇的时候，我同时发出可怕的响声，结果孩子跌倒并完全因惊吓而哭叫。不久，只要一眼瞥见蛇便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另一种方法是我可以几次出示蛇，每次当孩子想伸手去捉蛇时，我用一支铅笔轻拍他的手指，然后逐步地在没有震惊的情况下建立起消极反应。我并没有用蛇来做这种试验，而是用了一支蜡烛。一个孩子可以因一次刺激即通过严重烧伤建立起条件反射；也可以多次呈现蜡烛的火焰，而且每次让火焰只使手指发热到缩手的程度，这样一来用不到严重的震惊便可建立起消极的条件反射。可是，建立没有震惊的消极反应是需要时间的。
今晚我不能过于详细地讲述在建立消极反应中涉及的一些有趣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我能不能武断地说，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和许多戒律之上的呢？以顺应方式生活于这种文明之中的个体，必须学会遵从这些戒律和“不”字。消极反应必须尽可能在心智健全的状态下建立起来，而不涉及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儿童和青少年不可以在马路上玩，不可以在汽车前奔跑，不可以与陌生的猫狗一起玩，不可以朝马脚那边跑并站在马脚下，不可以将武器指向人们，不可以冒染上性病或生私生子的险；他们不该做我所能提及的数千种其他的事。我并不是说社会要求的一切消极反应在道德标准上都是正确的[当我说到道德标准时，我是指今天并不存在的新的实验伦理学（experimental ethics）]。我不知道今天人们坚持的许多戒律是否最终有益于机体。我只不过说社会上存在着这些戒律——这是事实，假如我们生活于其中，那么当社会习俗说退回去时我们便必须退回去，否则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手受到猛击的惩罚。当然，世界上许多人的手是倔强的，他们干了许多禁止做的事，从而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惩罚。这类人的数目在日益增加。这一现象意味着社会的尝试与错误实验正在成为可能——现在，在餐馆和旅馆中，甚至在家庭中容忍妇女吸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社会通过它的一些代理者（例如政治制度、教会、家庭）统治着每项活动，那么便不可能对新的社会反应进行任何学习和任何试验。在以往20年间，我们已经目睹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显著变化，婚姻约束的显著减弱，政党全面控制的显著减少（也即实际上推翻了所有的君主政体），教会对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控制也显著减弱，以及对性的清规戒律的弱化，等等。当然，危险来自控制的迅速减弱，对行为新形式的尝试过于表面化，也来自未经充分试验便接受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