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儿童教养过程中谈到的惩罚问题同样适用于成人的犯罪领域。根据我的观点，只有病人或心理变态者（疯子）或未受教养（从社会角度讲未受教养）的个体才会犯罪，因此，社会应当只对以下两件事感兴趣：
（1）务必使疯子或心理变态者尽可能地恢复健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应当把他们放在管理良好的（非政治性的）精神病院里，以便他们不受到伤害。同时，他们也不会对群体的其他成员构成伤害。换言之，这些异常者的命运应当掌握在医务人员（精神病医生）手中。至于毫无希望的疯子该不该用醚麻醉（etherized）的问题也不时地被提出来。除了夸张的意见和中世纪宗教的契约之外，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它。
（2）务必使社会上未受教养的个体，也即不属于精神病患者或精神变态者的人，都置于可以接受培养的场所，送他们上学，让他们学习，而不考虑他们的年龄、行业，使他们接受文化，使他们社会化。此外，在此期间，应当把他们置于不能对群体其他成员构成伤害的地方。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可能要花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教育训练对于他们重新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未能接受这种训练，那么他们便会经常受到约束，而且被迫赚取每天的面包，在许多制造业和农场里劳动，舍此是万万不能的。任何人——包括罪犯或其他人，都不应当被剥夺空气、阳光、食物、训练，以及生活所必需的其他一些生理条件，这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每天苦干12小时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伤害。需要给予额外训练的一些个体应当交到行为主义者手中。
很自然，这样一种观点完全废除了刑法（但是并没有废除政策的制定）。它自然而然地废除了刑律和判例，而且也废除了审判罪犯的法庭。许多有名望的法官实质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只有到自然界在某次巨大的剧变中把一切法律书籍都付之一炬，并且所有的律师和法官突然决定成为行为主义者的时候，我才会看到目前的报复或惩罚理论让位于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理论建立在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建立和消退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