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书前面几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解公共理性对于理解正义是多么重要。这种认识使我们把正义观念和民主实践联系起来，因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认为最好是将民主看作“协商式治理”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就像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这一称谓可能首先是由沃尔特·白哲特提出的，但主要是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很好的阐发和辩护。[11]
当然，关于民主更古老更正式的观点，是将民主主要视为选举和投票，而不是作为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协商式治理。然而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民主的内涵被极大地拓展了，民主不再仅仅被看作对于公共投票的要求，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看作如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的实践”（the exercise of public reason）。的确，罗尔斯[1]和哈贝马斯[2]的作品，以及包括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3]、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4]、约书亚·科恩（Joshua Cohen）[5]和罗纳德·德沃尔金[6]等人作品在内的许多新近的著述，都引发了这种对于民主认识的巨大转变。从“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先驱詹姆斯·布坎南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对于民主的诠释。[7]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首先就强调：“协商式民主概念的定义就是协商本身。当公民进行协商时，他们对相关的公共政治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提出支持理由来为其观点辩护。”[8]
就如罗尔斯自己指出的那样，哈贝马斯对公共理性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要比罗尔斯广泛。[9]在哈贝马斯的阐述中，民主要比它在罗尔斯等人的其他方法中，具有更加直接的程序形式，尽管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描绘公共理性的过程和结果时（如在第5章所讨论的），他们所采用的程序特征之间的明显差别可能会有点令人困惑。然而哈贝马斯在阐明公共理性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关于政治语境中“正义的道德问题”（moral question of justice）和“权力与压制的工具问题”（instrumental question of power and coercion）的同时存在上，作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12]
在对于公共理性的本质和结果的争论中，双方都存在对于彼此的误解。比如，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约翰·罗尔斯的理论“将自由权利置于优先位置，而将民主过程降至次要地位”，并将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宗教与信仰自由、保护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列入其权利表单中。[13]然而，这里包含的财产权与约翰·罗尔斯表明的一贯立场并不一致。事实上，正如在我所看到的约翰·罗尔斯的任何一本书中，他都未对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进行辩护。[14]
显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公共理性在政治和协商道德中的作用。[15]然而，我在这里要阐释的主要观点不受这些差别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新贡献都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普遍认识，即对于民主更广泛理解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参与、对话和公众互动。公共理性在民主实践中的关键作用将民主的所有主题与本书的核心主题，即正义，紧密联系起来。如果只有通过公共理性才能评价正义的要求，并且如果公共理性在其建构上就与民主理念相联系，那么正义和民主之间就都具有协商的特征，从而存在密切的联系。
然而当今政治哲学中普遍接受的（尽管政治制度学者并非总是如此）把民主看作“协商式治理”的观念，有时是与现在关于民主的讨论以及民主的旧有形式——更加严密的组织形式——的作用相对立的。以正义为导向的关于民主的制度观仅仅将民主视为投票和选举，这一观念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还受到许多当代政治评论家的大力提倡，其中包括塞缪尔·亨廷顿。他说：“选举，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是不可或缺的部分。”[10]尽管政治哲学中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总体上在不断变化，但是即使是现在，许多人还是以相当狭隘的组织形式来回顾民主的历史，尤其是投票和选举的程序。
当然，投票在公共理性过程的表达和有效性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而只是民主社会中公共理性运行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投票的有效性其自身也极大地取决于与投票同时存在的其他条件，比如言论自由、获得信息的程度以及异议的自由。[16]投票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可以从古往今来专制政体中暴君往往在选举中获胜得到充分说明。困难不仅在于选举人在选举时所承受的政治和惩罚性的压力，还在于公众观点的表达会受到以下方面的影响，如新闻审查、信息隔离、恐怖氛围，以及政治对手的压制、媒体的独立性、缺乏基本公民权和政治自由。所有这些使得统治者无须动用武力就可以保证选举按其预想的方式进行。的确，即使在选举过程中不存在蓄意的高压强迫，世界上也有许多独裁者在选举中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主要是通过压制公众讨论、信息自由和通过制造担忧和焦虑的氛围来实现的。
[1] See particularly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1971），and Political Liberalism（1993）.
[2] 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89）；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Boston，MA：Beacon Press，1984），and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90）.
[3] 关于公共理性的所谓的自由理论得到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大力支持，见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也见其辩辞犀利的文章：“Why Dialogue？”，Journal of Philosophy，86（1989）。
[4] Seyla Benhabib，Another Cosmopolita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including her exchanges with Bonnie Honig，Will Kymlicka and Jeremy Waldron.See also Seyla Benhabib（ed.），Democracy and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On related matters，see also Elizabeth Anderson，Value in Ethics and Econom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5] See 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eds），On Democracy（London：Penguin，1983），and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London：Verso，1995）.
[6] Ronald Dworkin，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f Principles for aNew Political Deb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7] James Buchanan，Social Choice，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2（1954）.See also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
[8]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79—580.See also his ATheory of Justice（1971），Political Liberalism（1993），and 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2001）.
[9] John Rawls，‘Reply to Habermas’，Journal of Philosophy，92（March1995）.
[10] 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OK，and Londo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9.
[11]在我只能将其描述为一次“名不副实”（unjustly famous）的演讲中，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于1957年6月在牛津引用了这个对于民主的具体描述。对于这样一个很大的议题，他忍不住开了一个小玩笑——我想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的话，会觉得很有意思：“民主意味着协商式治理，但是只有当你能去阻止人们交谈的时候，它才会起作用”（1957年6月15日《泰晤士报》报道）。）
[12]对于关于公共理性的概念和作用的三种截然不同的一般方法，哈贝马斯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评论。他将他的“程序协商观”（proceduraldeliberative view）和他所称的“自由”和“共和”观进行了对比（见其“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in Seyla Benhabib（ed），Democracy and Difference：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See also Seyla Benhabib，‘Introduction：The Democratic Moment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in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1996），and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13]Jürgen Habermas，‘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Remarks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Journal of Philosophy，92（1995），pp.127-8
[14]哈贝马斯的判断也许是受到这样的事实影响，即罗尔斯为激励机制留下了空间，而这使财产权发挥了工具作用。在其绝对公正的制度安排中，出于激励的原因，罗尔斯的确允许不平等的存在，因为这能提升最弱势群体的福利。我在第2章“罗尔斯及其超越”中回应科恩对于罗尔斯公正原则的这一特征所进行的批评（见他的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2008）时，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在绝对公正的社会中是否应该存在基于激励的不平等，这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罗尔斯并未像罗伯特·诺齐克那样，将无条件的财产权作为自由权利的一部分（Anarchy，State and Utopia，1974）。）
[15]（See Joshua Cohen，‘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Alan Hamlin and Philip Pettit（eds），The Good Polity（Oxford：Blackwell，1989）；Jon Elster（ed.），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James Bohman and William Rehg，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MA：MIT Press，1997）.
[16]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美国与此相关的讨论，见Anthony Lewis，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Basic Books，2007）。